辰时三刻,三声鼓响,北镇抚司大堂。
鼓声不重,却沉,像三块铅砣砸在人心上,一砸一个坑。鼓响三声,是升堂的规矩——第一声肃静,第二声回避,第三声,人犯上堂。
大堂是三间两进的敞厅,看着不十分宽大,却自有一股逼人的寒气。朱红立柱粗得一人抱不过来,上面的兽头衔环铜绿斑驳,像凝固的血。青砖地被桐油浸过,又用清水泼了三遍,泛着冷森森的光,能照见人影子。三伏天的七月,站在这大堂上,后脊梁骨也会冒凉气。
正中三尺高的公案,铺着深绿呢毡,上面整整齐齐摆着五样东西:惊堂木、朱笔、三法司铜印,还有一份黄绫封着的卷宗。
那是锦衣卫的“参语”。
案子是北镇抚司先侦的,审了三天,问出口供,整理成“爰书”,连同锦衣卫的初步拟罪意见“参语”,一起移送三法司。皇帝下了旨意,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会审,锦衣卫堂官到场旁听监督。
黄绫封着的参语就摆在公案正中,三法司的三颗铜印反而像陪衬。谁都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谁都不会先去碰。
那是厂卫的意思,也是圣意的影子。
公案两侧,立着四块黑底金字的牌子:肃静、回避、纠察、驳正。每块牌子都有一人高,由皂隶捧着,牌面朝下,升堂时才翻过来。牌子后面,两排皂隶雁翅般排开,各持一根水火棍,棍头黑漆,棍尾朱红,中间一道白箍,像一截截截断的人骨。
再往两侧,是锦衣卫的校尉。十六名校尉,清一色飞鱼服,绣春刀出鞘半寸,刀刃的寒光映在青砖上,一晃一晃的。他们站得笔直,连呼吸都压得极轻,像十六尊泥胎木偶,只有眼睛是活的,冷冷地扫着堂下。
侧席上,朱新左端坐着。
他穿一身大红飞鱼服,腰挎鸾带,绣春刀横在膝上。他是奉圣旨来旁听监督的,按规矩不主审、不插话、不表态,只看、只听、只记。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沉默的人手里握着真正的权力。
他面前的案上,摊着一张素纸,一支狼毫笔蘸着墨,悬在半空。他要把庭审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次犹豫都记下来,回宫密奏。
柳生的目光扫过公案上那份黄绫参语,心里冷笑。
三法司会审,听起来是三司共审,天公地道。可厂卫的参语往那一摆,就像一把刀架在脖子上——你审你的,可你审出来的结果,要是和参语差得太远,那就是你三法司徇私枉法。
厂卫侦讯,三法司堂审,厂卫监督,最后皇帝裁决。
这套规矩,说穿了就是:厂卫做菜,三法司摆盘,皇帝动筷子。
第三声鼓响余音未落,堂口传来脚步声。
“带钦犯耿仲裕——”
皂隶的声音拖得很长,像一根绳子,从堂口一直勒到大堂上。
两个锦衣卫架着一个人走了进来。那人右手缠着厚厚的白布,渗着暗褐色的血,整条胳膊都吊在脖子上。他左腿似乎也有伤,走一步拖一下,腰杆却挺得笔直。头发散乱着,脸上全是泥污和血痂,可那双眼睛是亮的,像淬了火的刀。
走到堂前,锦衣卫松手,往他膝弯里一踹。
“跪!”
耿仲裕“扑通”一声跪在青砖上。膝盖撞在冰冷的砖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疼得抽了一口冷气,却没出声,只是微微俯首,肩膀绷得紧紧的。
按规矩,人犯上堂,不得抬头,不得东张西望,问话时才能应声。这些规矩,诏狱里的狱卒早就教过他了,教的时候用的是鞭子和水火棍,一遍就会。
可他是东江镇的武官,是毛文龙麾下的千总,不是任人拿捏的小民。
他可以低头,可以下跪,可以回话,但骨子里那股武人的硬气,断不了。
王世扬坐在主审位上,拿起了惊堂木。
惊堂木是紫檀木的,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取“规矩”之意。他没有立刻拍下去,而是先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侧席的方向。
朱新左面无表情,手指轻轻搭在绣春刀的刀柄上。
王世扬收回目光,轻轻敲了敲案面,发出“笃、笃”两声轻响。
这是给左右两位陪审的信号——要开审了。
韩文镜和陆世科各自微微颔首,表示知晓。
按三法司会审的规矩,刑部主讯,都察院纠察,大理寺录囚。问话以刑部为主,逐条诘问爰书上的内容;都察院在旁监督,发现供词矛盾或程序问题,随时可以纠察;大理寺全程记录,核对每一道程序是否合规,刑讯是否合法,传唤是否合规。
三方各司其职,互相制衡。
当然,那是名义上的。
柳生在侧席上看着,心里清楚得很。刑部主讯又怎么样?都察院纠察又怎么样?大理寺驳正又怎么样?他手里的那支笔,记下的每一个字,才是真正能决定这案子走向的东西。
“啪!”
惊堂木落下,声音不大,却脆,像一根冰锥扎进耳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