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很轻,轻得像一层刚从火场里捞出来的纸。
我扶着墙站了一会儿,心里对自己说:
冷静。
你现在回来了。
你不是那边的人了。
你现在有两个任务:第一,别疯;第二,去找刘慈欣。
第二条突然比第一条更有执行感。
我开始找衣服、找证件、找能证明我能离开医院的东西。
动作很慢,但思路前所未有地清楚。
在那个世界里,我曾经无数次试图做计划。
现在回来,居然只剩下一个最朴素的目标——见作者。
有点像你在某个极端危险的实验场里活着出来,出来后第一反应不是总结教训,而是去实验室门口堵项目负责人,问他一句:
“你当时写方案的时候,心里到底有没有一点人性?”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应该去。
于是我真的去了。
路上我一直在想措辞。
要怎么开口才不显得像上门索赔。
可不管怎么想,最后都绕回了一个事实:
我就是来索赔的。
只不过我索赔的不是钱。
我索赔的是解释。
我需要他告诉我,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
为什么偏偏是这些事。
为什么每一条路都像是能走,最后却都走去悬崖边。
为什么“人类的命运”四个字在他笔下,能写得像一块压在胸口的冷铁。
我甚至还想问一句很不讲理的话:
你写的时候,真的睡得着吗?
想到这里,我忽然有点想笑。
因为我太清楚答案了:
他当然睡得着。
睡不着的是我。
这就是作家的残忍之处。
他坐在桌前,喝茶,敲字,顺手把别人推去宇宙边缘。
而我,得在里面负责活着,负责记住,负责被迫成长,负责把每一种无能为力都亲自试一遍。
我到的时候,天已经有些晚了。
门口很安静。
安静得让我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敲门。
我站在那儿,忽然生出一点荒谬的敬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