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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香港（第3页）

照片里的男人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面容清瘦儒雅。笑起来的样子，和瀚海拍卖会上坐在贵宾席里的那些收藏家没什么区别。

“李队提到过，你父亲案子的卷宗被人压下来了。”苏砚之说，“能压下省级考古项目负责人命案的人，级别不会低。”

“郑岳庭的级别，够。”

陆时衍将郑岳庭的资料和父亲名单并排放在一起。名单上“老板”经手的文物，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恰好是郑岳庭在文物系统开始崭露头角的时间。

“但这只是推测。”他说，“没有直接证据。”

“会有的。”苏砚之的声音很平，“何昌会开口。周明远会落网。链条从下往上断，断到最后，‘老板’自然会露出来。”

她的语气不像是在安慰，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修复方案。器物碎了，就一片一片拼回去。拼到最后，原本的器型自然会呈现。

陆时衍看着她。

工作室里很安静。修复灯的白光照着两个人，将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交叠在一起。墙上的相框里，陆文渊的绝笔信静静地挂着。“文物是国家的，不该流落异乡”——那行被放大的字，像一枚印章，盖在这个安静的夜晚。

“你爷爷知道了吗？”陆时衍问。

“还没有。”苏砚之说，“等何昌的口供出来，证据链完整了，我去告诉他。”

陆时衍点了点头。

窗外的枇杷树在夜风里轻轻晃动。有一枚熟透的果子落下来，砸在青石板上，发出一声轻而闷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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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何昌的口供传回来了。

他在香港警方的审讯室里扛了不到四十八小时就崩溃了。不是审讯手段有多严厉，是香港警方将苏砚之的三维扫描比对报告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

报告用无可辩驳的数据证明，那件被用作诬陷苏振海“证据”的观音像仿品，出自他手。莲台底部的“人”字形暗记，与他所有仿品的暗记完全一致。

“你做的每一件仿品，都留着你的名字。”审讯的女警官将报告推到他面前，“你以为这是手艺人的尊严。但在法庭上，这叫证据。”

何昌盯着那份报告看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了。

一开始是观音像的事。1998年，周明远让他做一件德化窑白釉观音像的仿品，给了他真品的照片和尺寸。他花了三个月时间，做出了那件仿品。周明远很满意，给了他二十万。

后来他才知道，那件仿品被用来调换了真品，真品被周明远私藏，仿品被“发现”在苏振海的工作室里。苏振海因此入狱。

“我当时不知道会害人。”何昌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低。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女警官问。

何昌沉默了很久。

“第二年。”他说，“但我已经拿了钱，回不了头了。”

然后是周明远的事。何昌跟了周明远十年，经手的仿品和真品调换案不下二十起。每一次都是同样的手法——何昌制作高仿，周明远找人将真品调换出来，仿品留在原处。等到仿品被发现是“赃物”的时候，经手的人就成了替罪羊。

“被你们害过的人，除了苏振海，还有谁？”女警官问。

何昌报了几个名字。每一个都是文物修复界或收藏界曾经响当当的名字，后来都因为“涉文物盗掘”而身败名裂。其中两个人已经去世了，死在狱中。

女警官将这些名字一一记录下来。

最后，她问了一个问题：“周明远上面，还有人吗？”

何昌的手指开始发抖。

“有。”他说。

“谁？”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周明远叫他‘老板’。”何昌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隔墙有耳，“我只见过他一次，在周明远的私人会所。六十多岁，戴金丝边眼镜，说话很慢。周明远在他面前，连坐都不敢坐实。”

女警官将一张照片推到何昌面前。

郑岳庭的照片。

何昌看了一眼，瞳孔猛地收缩。

“是他吗？”女警官问。

何昌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但他的反应已经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