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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香港（第2页）

女警官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李队，人赃并获。观音像确认为真品，与你们提供的资料完全吻合。”

电话那头，李队的声音传过来：“辛苦了。何昌是周明远的核心马仔，他知道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拜托你们审深一点。”

“放心。到了我们手里，他想不说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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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苏砚之工作室。

李队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苏砚之和陆时衍正在比对两件观音像的三维扫描数据。真品的扫描数据由香港警方实时传回，仿品的扫描数据就在电脑里。两套数据在同一个界面上并排显示。

仿品和真品的器型轮廓几乎完全一致——何昌的手艺确实了得，单纯从外形看，非专业人士很难分辨。但在三维扫描的精确比对下，差异无所遁形。

衣纹褶皱的曲率。莲台花瓣的厚度。观音面部五官的比例。

仿品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差了那么一点点。不是手艺不够，是何昌在仿制时，是照着照片做的，没有见过真品。照片有透视变形，所以他做的仿品，在三维结构上存在系统性的偏差。

“何昌被抓了。”陆时衍放下手机，“人赃并获。观音像真品确认。”

苏砚之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瞬。

“李队说，何昌到了香港警方手里，应该会开口。他在周明远的链条里属于中间层，知道上下两端的不少信息。”陆时衍走到她旁边，看着屏幕上两尊观音像的对比图，“他供出来的人越多，周明远能躲的地方就越少。”

苏砚之没有说话。她将对比图放大，聚焦在莲台底部的那道暗记上。

仿品的暗记是一道极细的刻痕，呈“人”字形，藏在莲台底层花瓣的背面。真品同样的位置，没有这道刻痕。

这是何昌的“签名”。

“他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每一件仿品上。”苏砚之的声音很轻，“就像一个造假者给自己留的墓碑。他知道这些仿品总有一天会被用来害人，但他还是留了名字。不是良心，是手艺人的虚荣。他想让知道的人知道，这些东西是他做的。”

陆时衍看着她。

修复灯的白光下，她的侧脸呈现出一种冷调的瓷白。她的眼睛盯着屏幕上的暗记，瞳孔微微收缩——不是愤怒，是一个修复师面对赝品时的本能反应，像医生面对病灶，像考古学家面对盗洞。

“等何昌的口供出来，周明远的仿品调换链条就能坐实。”她说，“然后就是‘老板’。”

陆时衍将父亲名单的最后一页翻出来，平铺在桌上。

“‘老板’的父辈曾参与过1920-1940年代的大型考古发掘。”

这句话，两个人已经琢磨了很多遍。

1920到1940年代，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奠基时期。殷墟发掘始于1928年，斗鸡台发掘始于1933年，城子崖发掘始于1930年。参与过这些发掘的老一辈考古学家和文物工作者，名字大多写进了学术史。

如果“老板”的父辈是其中一员——

陆时衍打开电脑，开始搜索那批老人的后人。这不是一条好查的线索。老一辈学者大多清贫，子女从事文物行业的并不多，能积累下“家藏深厚”的就更少了。

“不一定在考古圈。”苏砚之忽然说。

“什么？”

“‘老板’的父辈参与过发掘，不代表‘老板’本人做考古。家藏深厚，可以是收藏，也可以是——”她顿了顿，“交易。”

陆时衍明白了她的意思。

1920-1940年代，正是中国文物大量流散的时期。外国探险家、传教士、古董商人在中国大肆搜罗文物，通过各种渠道运往海外。那个年代参与过考古发掘的人，如果心术不正，完全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将一部分出土文物据为己有，再通过地下渠道转卖。

那不是考古。是披着考古外衣的盗掘。

“查那一批人里，后来被处分过的。”陆时衍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或者虽然没有被处分，但突然离开文物系统的。”

搜索结果出来了。

符合条件的人不多，但有一个名字，让两个人同时沉默了。

郑怀瑾。

生于1915年，卒于1998年。1930年代曾参与殷墟发掘，是当时考古组最年轻的成员。1940年代离开中央研究院，转入文物商业，在上海开设“怀古斋”，经营古董生意。新中国成立后，怀古斋被公私合营，郑怀瑾转入文物商店工作，1970年代退休。退休后深居简出，极少公开露面。

他的儿子，叫郑岳庭。

现任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业内地位极高，人称“郑公”。

陆时衍将郑岳庭的照片搜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