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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隐秘小窑室（第4页）

陆时衍走进来，将背包放在修复台旁边的空桌上。他从防水袋里取出油纸包，一层一层打开，将那封信和名单平铺在苏砚之面前。

苏砚之低下头，开始读。

修复灯的白光照在信纸上，将陆文渊二十一年前的字迹照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撇捺的收笔处有轻微的颤抖——不是恐惧，是一个人在写下绝笔时，极力控制着不让手抖的那种颤抖。

她读到“我对不住你”那句的时候，睫毛动了一下。

读到“绝笔”两个字的时候，手指轻轻按在了信纸边缘。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陆时衍。

“你父亲没有对不起我爷爷。”她说，“他们都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只是伸出手，将名单翻到最后一页，指着那段备注让她看。

“‘老板’的父辈曾参与过1920-1940年代河南、陕西一带的大型考古发掘，家藏深厚。”

苏砚之将这句话读了两遍。

1920到1940年代。那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期，殷墟、斗鸡台、城子崖等一批重要遗址都是在那段时期开始发掘的。参与过那些发掘的人，后来大多成为中国考古学和文物界的奠基人物。

如果“老板”的父辈是其中一员，那么“老板”本人的身份和人脉——

“不会只是文物贩子。”苏砚之说，“能压下一个省级考古项目负责人的命案，能在二十年间不被追查，这个人本身就在体制内，而且位置不低。”

陆时衍点了点头。

他将青石沟窑址的照片从相机里导出来，在电脑上一张一张打开。窑门、窑室、小窑室入口、壁龛、那块刻着“不灭”二字的砖。

“小窑室里的器物已经不在了。”他指着照片中砂层表面的圆形凹陷，“七件器物被取走了。从凹陷的形态看，器物被取走的时候，砂层还是干燥松软的——也就是说，取走器物的人，很可能是烧造这批器物的窑工自己。烧成后冷却期一过，就取走了。”

“然后分散收藏。”苏砚之接道，“七件器物，七组刻纹，拼起来就是通往小窑室的路线图。这是窑工故意留下的。他们知道烧的是什么。”

“为谁烧的？”

苏砚之的目光落回名单上。表格第一页记录的几件器物，年代从商代到宋代，品类从青铜器到瓷器到玉器。其中有一行被陆文渊用红笔圈了出来：

“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花执壶（一套七件）一级2000年3月陕西铜川某窑址经手人：周明远香港中转流向：不详”

2000年3月。陆文渊出事是在2001年4月。

他在窑址被盗掘之前，就已经通过考古调查找到了那批器物。但器物还是被盗了。

“内鬼。”陆时衍的声音很低，“考古队里有人把消息透给了周明远。”

苏砚之将那张被红笔圈出的记录拍了照，然后继续翻阅名单。翻到中间部分的时候，她的手停住了。

一行不起眼的记录：

“明德化窑白釉观音像二级（实为一级）1998年陕西某私人藏家处经手人：何昌仿品调换真品真品流向：不详”

1998年。苏振海被诬陷的那一年。

“二级（实为一级）”。这是陆文渊的备注——文物被登记为二级，但实际上是一级文物。盗取一级文物的罪责，比二级重得多。

“仿品调换真品”。意思是有人用仿品替换了真品，真品被转卖，仿品被当做真品收藏。而当仿品被“发现”是赃物的时候，经手修复这件“文物”的修复师，就成了替罪羊。

苏砚之的呼吸停滞了一瞬。

爷爷当年修复的那件白釉观音像，根本不是真品。是有人用仿品替换了真品之后，故意将仿品送到爷爷手上修复，然后举报说爷爷参与了盗掘。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局。

“何昌。”她将这个名字念出来，声音冷得像瓷片的断面，“就是他做的仿品。”

陆时衍的手机在这时响了。是李队。

“陆老师，香港那边有消息了。”李队的声音很急，“何昌明天飞香港，接头的人查到了——是一个叫‘Peter’的境外买家，真实身份是美籍华人，专门替欧美的私人博物馆和藏家搜罗中国文物。国际刑警盯他很久了。”

“能抓吗？”

“香港不是内地，跨境抓捕手续复杂。”李队顿了顿，“但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交易物品是盗掘文物，可以启动两地警务合作机制。关键是要拿到交易现场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