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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少校先生。”我有些迷茫地说道，“我刚刚没看到您。”

他提高了音量：“您也不会好好说话吗？”

我真想朝他脸上挥一拳，但是我控制住了自己，因为不然我的休假就要泡汤了。我绷紧身子，说道：“我刚刚没有看到少校先生。”

“那请您多加注意!”他气呼呼地吼道，“您叫什么名字？”

我做了回答。

那张红通通的胖脸依旧很愤怒：“哪个部队的？”

我按照规定做了通报。他还是不满足。“您驻地在哪儿？”

可我现在已经受够了，回了一句：“朗马克和比克斯肖特之间。”

“为什么？”他有些困惑地问道。

我向他解释道，我一个小时前休假来到这里。我以为这样就能让他离开。但是我错了。他甚至变得更疯狂：“您以为可以把前线的那一套带到这里来，是吗？不可能!谢天谢地，这里要讲规矩!”他命令我，“退回二十步，前进，前进!”

我内心生着闷气。但是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不能违抗他。如果他想，他马上就能把我抓起来。所以我快步退回去，再向前走，在离他还有六米远的地方朝他做了一个明显的敬礼动作，并保持这个姿势，直到走到他身后六米处。

他重新把我叫到身边，然后宽厚地表示，这一次他会法外开恩。我绷紧身子表示感激。“解散!”他命令道。我啪啪几下完成了转身的动作，然后撤离了。

我晚上的兴致因此被败坏了。我回到家，把制服扔到角落里——反正我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从柜子里找出一套平日的普通服装穿上。

我感觉很不习惯，衣服太短了，我在部队里长高了。领带和领结我也不会系，最后还是姐姐帮了我。衣服真轻啊，感觉就像只装了**和衬衫。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样貌很奇怪。镜中有一个被太阳晒得黝黑、有些成熟的坚信礼[8]者正吃惊地望着我。

母亲很高兴我穿上了寻常衣服。这样一来，我在她眼中变得更熟悉了。倒是父亲更希望我穿军装。他还想带着穿军装的我去他朋友们那儿。

不过我拒绝了。

随便什么地方，只要能安静地坐下来就是美好的，比如在兵营对面，离保龄球场不远的酒馆。树叶落在桌子上、地上，不多，是第一批落叶。我面前摆着一杯啤酒。喝酒是在部队里学会的。杯子已经空了一半，我还有几口怡人、凉爽的啤酒。而且只要我想，我还能再点第二杯、第三杯。这里没有集合的口号，没有密集的炮火。老板的孩子们在保龄球场上玩耍，一只狗把它的脑袋枕在了我的膝头。天空是蓝色的，玛格丽特教堂的绿色塔楼从栗子树的叶子之间耸立了出来。

这真好，我喜欢这样。但是我没法忍受人们的问题。唯一不会向我提问的是母亲，而我父亲就不是这样。他希望我能讲一讲战场上的事情，他有一些令我感到既动人又愚蠢的心愿。我与他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了。他希望，我最好能不间断地和他说一些事。我明白，他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没法讲，并且我也想让他满意。但是，用文字把这些事情再复述一遍对我来说太危险了。我害怕它们会因此变得巨大无比，难以被克服。当我们清晰地知道战场上正在发生什么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自处呢？

因此我始终局限在跟他讲一些好玩的事情。但他会问我，我有没有和别人近身格斗过。我说没有，然后站起身，打算出去。

然而，出门也没好多少。街上有轨电车的尖锐声音听上去很像袭来的榴弹呼啸，我因此被吓到了好几次之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我的德语老师，他劈头盖脸地就朝我甩来了人们常问的问题：“哪，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可怕，恐怖，不是吗？是的，很可怕，但我们必须坚持住。至少，我听说你们那里的伙食还不错。保罗，你看起来很不错，很强壮。这里的情况当然就糟得多，显而易见，当然也是应该的，永远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士兵!”他把我拖去了与他经常聚餐的朋友们的桌子。我受到了慷慨的款待，一位校长朝我递过手来，与我握手，说道：“您从前线来？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优秀，真优秀，不是吗？”

他哈哈大笑：“这我相信!不过，你们首先得把那群法国士兵痛打一顿!您抽烟吗？给，抽一支吧。服务员，请给我们年轻的战士也上一杯啤酒。”

可惜我接过了那支雪茄，因此只好留下来。大家都充满了善意，没法推却。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懊恼，打算尽快把烟抽完。为了有点事做，我一口气灌下了整杯啤酒。立马就有人为我点了第二杯：人们知道，他们欠一个士兵什么。他们在争辩，我方该吞并哪些地方。挂着铁怀表链的校长想要的最多：整个比利时、法国的煤区和俄罗斯的一大块。他给出了具体的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拥有这些地方，而且立场坚定，直到其他人最终让步。然后他开始解释，必须从哪里开始突破法国并且时不时地转向我：“你们应该用你们一成不变的阵地战再朝前推进一些。把那些家伙都扔出去，然后就和平了。”对此我表示，依据我们的看法，突破是办不到的。对方的后备人员太多。而且战争的实际状况与人们的想象还是不一样的。

他倨傲地表示不赞同，并且向我论证道，我对此事毫无概念。“诚然，会出现个别情况。”他说，“但是最终取决于整体。您不能就这样下定结论。您只看到了您那一小块阵地的情况，因此对全局并不了解。您完成了自己的义务，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值得最高的荣誉——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得到铁十字勋章[9]。不过，佛兰德的敌军防线得先突破，然后从上席卷而下。”

他说得直喘粗气，接着抹了下胡子。“必须完全占领，自上而下，一直到巴黎。”我很好奇，他是如何设想这件事的，因此喝下了第三杯啤酒。他立马叫人再上一杯。但是我起身打算离开。他还往我口袋里塞了几支雪茄，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头，让我走了。“一切顺利!希望我们能很快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在我的设想中，假期不应该是这样的，一年之前，它也的确不是这样。可能我才是在此期间发生了改变的那个吧。如今和那时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那时我还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我们还驻扎在比较平静的地段。而如今我发现，我已经变得沧桑了，而我自己却没有意识到。有人会问问题，有人不会，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自己的沉默很骄傲。他们往往会用了然于胸的神态表示，这种事是无法谈论的。他们还因此有些自傲。

最好是一个人待着，这样就没人打扰我了，因为大家总是会问到同样的问题：情况到底有多糟，情况到底有多好；有人这样觉得，有人那样觉得——他们也总是很快就谈到一些与自身生活相关的话题。我以前肯定也是这样生活的，但我现在跟它已经失去了联系。

当我看着这样的他们，在房间里、在办公室里、在工作中的他们，我会情不自禁地被吸引。我也希望是其中一员，忘掉战争。但这马上又让我感到厌恶，这太狭隘了，怎么能填满整个生命呢？人们应该把它打碎。当战场的碎片正呼啸而过飞过弹坑的时候，当照明弹正越飞越高的时候，当伤兵正躺在帐篷布上被拉下战场的时候，当我的战友们正弯腰躲在壕沟里的时候，这里怎么可以是这样的呢!——在这里的是另外一群人，一群我无法真正理解的人，一群我既嫉妒又鄙视的人。我不得不去想卡特、阿尔贝特、默勒和恰登，他们在干什么呢？也许他们正在食堂坐着或者正在游泳——很快，他们又得回前线了。

我房间的桌子后面有一张棕色的皮沙发。我坐了过去。

墙上有许多用图钉固定的图片，都是我以前从杂志上剪下来的。里面也有一些我喜欢的明信片和绘画。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铁炉子，对面墙的前面立着放着书的架子。

在当兵之前，我就住在这个房间里。这些书还是我用给别人教课的钱一点一点买回来的，里面不少旧书，比如所有的经典作品。一册书要一马克二十分，装帧用的是蓝色的硬亚麻布。我把它们全部买回来了，因为我很周密，不信任出版商的选集作品，谁知道他们挑选的是不是最好的。因此我把“全集”都买回来了。我孜孜不倦地开始阅读，但是其中的大多数我都不是很中意。我更欣赏现代一些的书籍，当然它们的价格也更好。里面有几本不是我诚实地买回来的。我把它们借出来，然后没有还，因为我不想与它们分离。

架子的某一格放满了教材。它们保存得不是很好，被翻阅得破破烂烂，有些书页被撕了下来，大家都知道被拿去干什么了。教材的下面是些本子、纸张和夹着的书信、绘图以及草稿。

我想重回旧日的时光。它还在这间屋子里，我立马就感受到了，四面墙把它保存了起来。我把手放到沙发的扶手上，调整了一个舒适的坐姿，把腿抬高，这样我就舒舒服服地坐进了沙发的一角，坐在沙发的怀抱里。小窗开着，外面是熟悉的街道景象，尽头是高耸的教堂塔楼。桌上放着几枝花，羽毛钢笔、铅笔、用来当作镇尺的贝壳、墨水瓶——这里的一切都没变。

我坐着，等着。

我突然想起还得去克梅里希母亲那里——我还可以去看望米特尔施泰德，他应该在营地。我向窗外望去，阳光照耀下的街景后面朦胧地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小土堆，它变化成了某一个明亮的秋日场景：我坐在火堆边，和卡特还有阿尔贝特一起吃着带皮的烤土豆。

不过我不愿想起这些，我把它从脑中擦去。这间屋子应当开口说话，它应该捕捉我、承载我。我希望能感觉到自己属于这里，我仔细倾听着。这样一来，当我再次回到前线的时候就能知道：战争让人陷落、让人溺毙。而当故乡的浪潮到来时，战争就过去了，它无法再撕碎我们。除了外在的暴力，它不再拥有统治我们的其他权力!

书脊一个挨一个地立着。我还认得它们，还回忆得起，我是如何排序的。我用双眼向它们请求：和我说说话吧——接纳我吧——接纳我吧，从前的生活啊——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的生活啊——接纳我吧——我等啊等，等啊等。

眼前闪过一幅幅画面，它们无法定住，只是些影子和回忆。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的不安开始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