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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大的蔡元培时代（第4页）

校长室在一个单独的大院子中。冯友兰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既没有保卫，也没有服务员。冯友兰径直走了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

冯友兰推开门进去一看，蔡元培正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他便走上前去，站在蔡元培身旁。蔡元培发现来人，亲切地回首问道：“有什么事吗？”

冯友兰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蔡元培看完信，说道：“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冯友兰说：“请校长批一下。”蔡元培提起笔来，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代冯友兰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

冯友兰轻轻地退了出来，去文书科办理了相关手续。

直到多年以后，冯友兰还清楚记得他和蔡元培接触的一个个细节：

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肃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吸引到这个境界的大门口。[46]

也直至多年后的21世纪，北大的学子们有时还能在北大的未名湖边不经意碰到出来散步的一代代校长，这个平和的风气，大概就是来自蔡元培的遗传。

1918年1月，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要做到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另加不做官、不做议员；丙种会员则于前五戒外再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这放在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原因在于，现代的社会，越来越强调公德，对于个人的私德，社会舆论是较少顾及的。

而在《北大进德会旨趣书》中，蔡元培认为那种以为只要能尽公德便可以不讲私德的观点是不足取的，他说，“今人恒言：西方尚公德，而东方尚私德；又以为能尽公德，则私德之出入，不足措意，是误会也。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症然，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47]

蔡元培号召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们积极加入进德会，提出入会的作用是：一可以绳己，二可以谢人，三可以止谤。

蔡元培这么一鼓动，结果进德会开成立大会时，教员和学生纷纷加入。各科的学长和著名教授及北大的一些主要行政人员，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马寅初、章士钊等，以及学生中后来知名的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张申府等都成为进德会的成员。共计教员76人，学生301人，职员92人。

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正如前面章节提到的，它本身整合了知识和品德修养教育为一体，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人格教育、怎样做人的教育，而不是技术、技能的培养，是重“道”而不重“术”的，是首先注重做人，其次才注重做事的。中国传统社会的舆论，也是看重一个人的私德。当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时候，往往给人“公德”很差的印象，诸如在公共场合一些不文明的习惯等等，其实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传统上的原因，是文化的因素，其实和个人品行说不上有多大关系。

蔡元培在西学中深深地浸**过，在他看来，西学固然有强大的现实生命力，但绝对无法因之全盘否认为东学的价值。弥补德育的不足是蔡元培念兹在兹的事情。

当然，蔡元培这样挽救时弊的做法能起到多大作用就很难讲了。私德的培养无法用强制手段，只能靠教化和熏陶，虽然它很可能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和命运，乃至于影响到社会。蔡元培的诸多想法和做法，其苦心可为一叹。

蔡元培还很注重校园风气中的细节。傅斯年曾回忆说：“蔡先生到北大第一年中，有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结果这么一件和文化、学术建设无关的小事，居然被蔡元培给注意到了。傅斯年回忆：“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常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道理的。诸君对某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的责任。’”蔡元培这样一番像慈父训导不懂事孩子般的话讲了之后，北大校园里类似的种种匿名壁报就慢慢绝了迹。

有一次，为纪念北大建校二十五周年，校方在大礼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到了晚上8点音乐会将要开幕时，礼堂的秩序发生了混乱，原因是礼堂里的一部分座位被无票的学生占领了，而有票的学生反而进不来。

蔡元培也在场，他站了起来，和蔼地说，“这次音乐传习所第一次公开演奏，在广大的场所中因为收不住音，仿佛是不甚相宜，所以定在这个视觉中演奏，不能普遍的发给入门券，是因为会场小的缘故。我们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礼堂，不是沙场，我劝没有入门券而进会场的人要一律退出，出去告知外面没有持券的也一律退去，让有券的可以进来”。

蔡元培这番入情入理的话之后，接下来发生的场景，可从一位北大的校友多年后的深情回忆中看到：“蔡先生说完这些话之后站在台上，只听见台下一阵鼓掌声，有一百多位没有持券的人都站起来，依着次序陆续地出去，大家静悄悄的。蔡先生还站在台上，含着微笑点首。我座位的周围是空虚而且寂静，眼看没有券的人一个个的退去，有券的一个个的进来，第二院中还是那么静穆和严肃，音乐演奏会还是按时开幕。我鼻子一酸，含在眼眶里的泪跟着蔡先生的微笑一齐出来，我不知道巍然在我前面的是高山呢还是大海。”[48]

1922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欧美参观调查。这时，学生冯友兰正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元培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冯友兰也是委员之一。同学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只见56岁的蔡元培一个随从也没带，独自下了船。蔡元培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务都由接待委员会经理负责。

中国留学生们为蔡元培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场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教室内，教室里座无虚席。冯友兰见到，蔡元培一进会场的门，在座的人呼的一声都站起来了，动作整齐划一，好像是听到了口令一般的不约而同。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的学者见到这副景象公开说：“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了？”

蔡元培在发言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的朋友得到了神仙的法术，能点石成金。这个朋友对这个人说：我能点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点给你。这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那根手指头。全场哄然大笑。蔡元培借这个故事恳切地对大家说，“诸位同学到国外留学，学一门专门知识，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个手指头，那就是科学方法。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做出贡献。”他慈祥诚恳的气象和风趣的言语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蔡元培在北大的行事又可谓稳健和机智。

在男女同校的问题上，蔡元培的做法是，先让女生入校旁听，然后渐渐正式招收，并不向当时的教育部明文通报，以免碰钉子，乃至于闹到硬碰硬的地步。蔡元培心明眼亮地看到，教育部的规定里并无禁止女生上大学的条款（当然，相关的规定都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等到反对者看到木已成舟，而且社会舆论越来越开明，偏向于赞同男女同校，反对者也就不作声了。

时人曾这样形容：斗士般的陈独秀打的是南拳，虎虎生威、且刚且猛，而蔡元培更是一个智士，擅长的是太极推手，于柔而无声中四两而拨千斤。

新文化运动的船长

用梁漱溟的话说：

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49]

梁漱溟的这段话，比较恰切地道出了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首功，那就是，正是蔡元培给中国近代“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阵地。

当年的北大，有著名的三只“兔子”：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因为这三人都属兔，彼此之间相差12岁，被人称为“兔子党”。后来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推论，假若陈独秀、胡适只有《新青年》这个作战的堡垒，而缺少北大这个向外发声的阵地，没有北大教授这个堂堂正正的身份，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之势和摧枯拉朽之功。假若蔡元培不崇尚法国革命的精神，不主张学术自由，不倡导“读书不忘爱国”，五四运动就不会轰轰烈烈地开展。

新文化运动，顾名思义，是革除中国的旧文化，倡行新文化。革除旧文化，就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化，就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与“赛先生”，即英文的Democrace）。新文化运动总的旨趣可概括为：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在那时的新知识分子们看来，有了民主与科学这两样东西，中国就不愁翻不了身、强大不起来，相反，缺少这两样东西，国家则危在旦夕。这个时候的新式知识分子们一提起“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个词就群情激奋、兴致高昂、不能自已。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德先生”与“赛先生”，这可以看做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但还没有形成大的影响。恰恰是在蔡元培担任了北大校长后，在“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下，蔡元培吸纳和聚集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沈尹默、钱玄同、高一涵等人进入北大，还支持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也迁到北大，深入到求新意识强烈的青年人中间。这等于是把倡行新文化的力量汇聚到一面旗帜下，才集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造成前所未有的声势。

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力量一度来自政治和文化两界。

1919年2月至3月间，桐城派古文家林纾代表守旧派人士，率先向北大和蔡元培发难，他在自己的作品里把蔡元培比作襄助“毁圣灭伦”的怪物，指斥北大的陈独秀、胡适等人“覆孔孟，铲伦常”，“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告诫蔡元培要“以守常为是”，“为国民端其趣向”，意思是说，要蔡元培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影响，给人民做一个端正的榜样。

客观地说，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中间，一些人是出于守旧心理，对传统文化有难以割舍的感情，还有一些人是为了维持中国文化的纯正，他们担心革新会把传统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抛却，这导致他们对任何形式上的革新和叛逆都不能容忍，这其实是情有可原的。一些是顽固不化者，一些是慨叹人心不古者。守旧、反革新，有时和人品有关，有时则是纯学术上的争论，和私德无关。

对于林纾这一类人的发难，蔡元培一一做了从容的答辩。蔡元培给林纾写了一封信，就林纾对北大、对陈独秀、对胡适等人的攻击或批评略有辩解。但守旧派一再造舆论，北洋政府的首脑们也有点儿坐不住了，通过民国的教育部，向蔡元培施压，要他注意约束北大师生的言行，批评《新潮》杂志等言论过于激进，乃至于传出要蔡元培辞退陈独秀、“管教”胡适等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