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下午3:00,心外科天台。
天台的门是铁的,绿色的油漆剥落,露出下面的锈迹,像一块被电刀灼烧后结痂的皮肤。门没有锁,但很少有人上来。风很大,秋天的风从北方的平原吹过来,带着干燥和尘土,像一台被调到了最高风速的呼吸机。
林栖推开门。风立刻灌进来,把她的白大褂下摆吹得向后飘起,像一块被气流掀起的纱布。她没有拉紧白大褂。她让风吹。风从领口灌进去,从袖口灌出来,在她的身体周围形成一层流动的空气。18度。和手术室的温度一样。但风让18度感觉更冷。因为流动。因为暴露。因为天台没有墙壁。
陈牧野站在天台边缘。背对着她,双手扶着水泥栏杆。栏杆的高度大约1。1米,到他的腰部。他的身体前倾,重心在栏杆上方,像一台被推出了平衡点的呼吸机。如果栏杆断裂,他会掉下去。五楼。高度大约15米。坠落时间大约1。7秒。着地速度大约19米每秒。生存概率接近零。
他没有回头。他从脚步声认出了她。他说:“你来了。”
林栖说:“是。”
“你知道我会在这里。”
“是。”林栖说,“你每周二下午3点上来。抽一支烟。二十年了。”
陈牧野的肩膀动了一下。不是转身,是笑。或者不是笑,是肌肉的一种无意识的收缩。他说:“你观察我。”
“我观察数据。”林栖说,“数据包括:天台的门把手,每周二下午有新鲜的指纹油脂。栏杆的某一段,油漆磨损比其它段严重,因为被人反复扶握。地面上,有大约二十个相同的烟蒂。同一个牌子。同一个长度。同一个被踩灭的痕迹。”
陈牧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红色的包装,硬盒。他打开盒子,抽出一支,用打火机点燃。打火机的火焰在风中摇晃,像监护仪上的心律波形。他吸了一口,烟雾从嘴里吐出来,立刻被风吹散。像手术中电刀灼烧组织后的烟雾,被负压吸引器抽走。
他说:“你不抽烟。”
“不抽。”林栖说。
“你知道我抽。”
“知道。”林栖说,“但你不让别人知道。你在办公室里不抽。在会议室不抽。在食堂不抽。你只在周二下午3点,上来抽一支。一支。不多。不少。”
陈牧野又吸了一口。烟雾再次被风吹散。他说:“因为周二下午,是我一周中最累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周一是例会。周三是手术排期。周四是术后讨论。周五是死亡病例讨论。周二,是空白的。”他说,“空白比填满更累。”
林栖走到他身边。距离他大约1。5米。她没有扶栏杆。她站在栏杆内侧,背对着风,面向他。她的白大褂下摆在风中摆动,拍打着她的腿,像一块被反复折叠的纱布。
她说:“1999年。”
陈牧野的手停了一下。烟停在嘴边,没有吸。他说:“什么?”
“1999年。”林栖说,“11月17日。凌晨。脑电图室。”
陈牧野的瞳孔收缩了一下。收缩了大约0。5毫米。在秋天的阳光下,几乎不可见。但林栖看到了。她站在他的侧面,能看到他面部侧面的所有肌肉变化。他的眼角出现了一道皱纹,从眼角延伸到太阳穴,像一条被电刀灼烧后收缩的筋膜。那道皱纹只存在了大约0。3秒,然后消失了。
他说:“你查到了。”
“是。”林栖说,“脑电图原件。周维仁给我的。2到3赫兹的低幅波。2:47的尖波。80微伏。自主电活动。你在上面写了‘无自主电活动’。”
陈牧野把烟从嘴边拿开。他的手指在颤抖。不是手抖,是手指的轻微震颤,频率大约8赫兹,比林栖的4到6赫兹快。焦虑的震颤。不是病理的。是心理的。
他说:“不是我写的。”
“是你签的名。”林栖说,“右下角。陈牧野。1999。11。17。”
“签名是我的。”陈牧野说,“但字不是我写的。”
“谁写的?”
“周维仁。”陈牧野说,“他写的结论。我签的名。”
“为什么?”
陈牧野把烟放在栏杆上。栏杆的表面有油漆剥落的痕迹,烟放在上面,不稳定,被风吹得滚动了一下。他用手按住。他说:“因为我是他的学生。”
“学生?”
“学生。”陈牧野说,“1999年,我27岁。研究生。跟着他做心脏外科。他教我开胸。教我缝合。教我做人。”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他让我签,我就签。”
林栖说:“你知道那是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