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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铜川之行（第5页）

“有一个办法。”他说，“申请抢救性考古发掘。”

“怎么申请？”

“根据《文物保护法》，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现文物的，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并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赶赴现场，并在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李队一字一顿地背出了法条，“你们今天在现场发现的——暴露的窑炉、散落的瓷片、何盛挑拣器物的行为——都符合‘发现文物’的法定情形。”

“但何盛不会主动报告。”

“不需要他报告。”李队拿起手机，“任何人都可以向文物行政部门报告发现文物的线索。陆老师，你是考古院的专业人员，你在施工现场发现了暴露的古代窑址，依法向省文物局报告。我这边同步向省公安厅文物犯罪侦查处报备。两条线同时走，逼他们停。”

陆时衍点了点头。

“报告怎么写？”

“如实写。写你进入施工区域后发现窑炉被破坏、文化层暴露、有人在挑拣出土器物。附上照片和视频。”李队顿了顿，“但不要提何盛的名字。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认出了他。只描述行为，不点名。”

“为什么？”

“因为一旦点名，他们就知道我们盯上了何盛。何盛身后是霍震霆的律师团队，他们会用各种合法手段拖延、转移、销毁证据。现在最好的策略是——让他们以为我们只是在履行正常的文物保护程序，而不是针对他们。”

陆时衍明白了。

这是一个局。用合法的抢救性发掘申请，倒逼施工方停工。一旦停工，考古队就可以正式进入北窑，进行规范的考古发掘。到那时候，何盛和他的挖掘机，就再也碰不到那片土地了。

“我今晚就把报告写出来。”陆时衍说。

苏砚之从锦盒里取出那只青釉茶盏，放在李队的桌上。

“李队，这件东西，是我爷爷保存了二十多年的。陆文渊在出事前托人送给他，附言是‘留个念想’。茶盏上的刻纹，是通往北窑密室的最后一把钥匙。”她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个修复方案，“霍震霆找了三十年的东西，陆文渊用命保护的东西，我爷爷藏了半辈子的东西——现在就在我手里。”

“所以呢？”

“所以我不会让任何人，用推土机把它挖出来。”

李队看着她。这个平时话不多的年轻修复师，此刻的眼神像瓷片的断面一样锋利。

“好。”他说，“我们一起。”

陆时衍连夜写完了抢救性发掘申请报告。

报告中详细描述了铜川北窑施工区域发现古代窑址的情况，附上了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截图。他没有提何盛的名字，只是客观记录了“现场人员将出土器物挑拣装箱”的行为。报告的措辞专业、克制，每一处判断都有实物证据支撑。

第二天一早，报告被同时递交至省文物局和省公安厅文物犯罪侦查处。

下午，省文物局派出了一个三人调查组赶赴铜川。

陆时衍和苏砚之作为报告人和专业见证人，随调查组一同前往。

施工工地已经停工了。不是主动停的，是何盛得知调查组要来的消息后，连夜让工人将挖掘机开走，用防雨布将暴露的窑炉遮盖起来，在地表撒了一层新土，试图掩盖施工痕迹。

但那些被碾碎的瓷片嵌在泥土里，不是撒一层新土就能藏住的。

调查组的人在工地走了一圈，脸色越来越凝重。带队的是省文物局一位姓孙的副处长——正是马科长提到的那位接手刘建明工作的孙副处长。他蹲在暴露的窑炉前，用手铲轻轻刮了刮窑壁上的窑汗，站起来的时候，手指在微微发抖。

“谁让你们在这个位置动土的？”他问施工方的现场负责人。

负责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脖子上挂着一张施工证，上面印着“陕西盛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他搓着手，一脸茫然：“孙处长，我们是按图纸施工的。图纸上没有标注这里有遗址啊。”

“图纸是谁出的？”

“设计院出的。省局审过的。”

孙副处长沉默了。图纸是省局审过的——审核人一栏，签的是刘建明的名字。刘建明在调离之前，亲自审批了这份蓄意避开遗址核心区的施工图纸。而施工方“恰好”在“误差范围内”将挖掘范围扩大到了遗址区域。

一切都有合法的外衣。

“停工。”孙副处长说，“从今天起，这片区域全面停工。已暴露的窑址区域设置围栏，派人二十四小时看护。我回去后立刻向局里汇报，启动抢救性考古发掘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