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打开文件夹。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记录——文物照片、交易时间、金额、经手人、流向。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从1990年代到最近几年,横跨近三十年。
这是一份比陆文渊的名单更完整、更详尽的记录。
“为什么不交给警方?”苏砚之问。
“交给哪个警方?”郑岳庭反问道,“霍震霆的关系网,从香港到北京,从文物系统到公安系统,盘根错节。我交过一次。1998年,我托人将一份初步调查材料递给了当时文物局的一个领导。第二天,材料被退回我办公室,附了一张便条——‘郑会长,有些事不必深究’。”
苏砚之的手指微微收紧。
1998年。爷爷被诬陷的那一年。
“从那以后,我不敢再通过任何正式渠道。”郑岳庭说,“只能等。等一个既能信任、又有能力接过去的人。”
他看着陆时衍。
“你父亲陆文渊,当年也查到了霍家。他比我查得更深。所以他死了。”
办公室里的空气沉得像铅。
陆时衍将郑岳庭的文件夹和自己父亲的名单并排放着。两份记录,相隔二十一年,记录的却是同一条链条。从霍仲年到霍震霆,从上海的古董行到香港的拍卖行,从193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
三代人。一条河。
“郑会长,”陆时衍站起来,“这些东西,我们要带走。”
郑岳庭点了点头。
“带走。”他说,“我等这一天,等了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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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岳庭办公室出来,天色已经暗了。
北京春天的傍晚,风还有些凉。长安街上的车流汇成一条光河,缓缓流动。陆时衍和苏砚之走在人行道上,谁都没有说话。
走了很久,苏砚之忽然停下来。
“霍震霆。”她念出这个名字,“香港霍家。国际刑警盯Peter很久了,Peter的上家,会不会就是霍震霆?”
陆时衍拿出手机,拨通了李队的电话。
“李队,我们拿到了一份完整的记录。周明远的上家叫霍震霆,香港霍家的。他父亲霍仲年,1930年代在上海开古董行,是当时华东最大的文物中转商。霍家这条线,从民国一直延续到现在。”
电话那头传来李队倒吸一口气的声音。
“霍震霆。”他将名字重复了一遍,“这个人我听说过。去年国际刑警发过一份协查通报,涉及一批从内地走私到香港的唐代壁画。收货方的公司,法人代表是一个叫霍震霆的人。但案子后来被压下去了,没查到霍震霆本人。”
“为什么被压下去?”
“上面有人打招呼。具体是谁打的,不知道。”李队的声音沉下去,“陆老师,这条鱼,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
“大到什么程度?”
李队没有立刻回答。
“霍仲年。”他慢慢地念出这个名字,“你刚才说,霍仲年1930年代在上海开古董行。那个年代,能开那么大古董行的,背后都有外国人的影子。霍仲年的上家,很可能不是中国人。”
陆时衍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了。
“李队,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这条链条可能不止三代人。从晚清到民国,从民国到现在,一百多年了。”李队的声音压得很低,“霍家只是其中的一环。”
挂断电话后,陆时衍和苏砚之在路边站了很久。
晚高峰的车流在他们面前川流不息。车灯汇成的光河里,每一辆车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而他们追查的这条河,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流淌了,流经战乱、流经改朝换代、流经无数人的手,一直流到今天。
“还追吗?”苏砚之问。
陆时衍转过头看她。
路灯下,她的眼睛呈现出一种很深的琥珀色。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她伸手将头发别到耳后,动作很轻,像是修复文物时拂去表面浮尘的手势。
“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