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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大的蔡元培时代（第6页）

蔡元培第二次邀请爱因斯坦访华，是他赴德考察期间。1921年3月，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欧美考察，并把邀请欧美学术界专家名人来中国任教或讲学作为一项重要公务。在他列出的邀请名单上，爱因斯坦赫然在列。3月16日，蔡元培抵达柏林的第三天，专程拜访爱因斯坦，当面邀请其到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表示，他当年不能去亚洲，一来因他已答应美方的讲学要求，二来他还要在美国为耶路撒冷的犹太大学筹款。蔡元培仍不肯放弃希望，他恳切地说，从美国前往中国非常方便，“何不乘此一行”？爱因斯坦仍婉言拒绝，他说，因担任着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德国方面不希望他离开柏林太久。但他表示，“很愿意在稍迟一些访问中国”，还询问在中国应该用何种语言演讲。

这次拜访，蔡元培感受到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友好和访华意愿，于是坚定了邀请其来中国讲学的信心。一年后，宝贵的机会再次到来了。

这封第三次邀请爱因斯坦访华的信函，于4月8日到达柏林，并由中国驻德公使转交给爱因斯坦。1922年6月下旬，蔡元培收到从中国驻德使馆转来的爱因斯坦于5月3日发出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表示，访日结束后，“深愿于本年冬季至贵国北京大学宣讲，其时以两星期为限”，同时提出酬金问题：“关于酬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大概考虑到夫人随行等因素，爱因斯坦提出两项具体条件：“第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第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蔡元培认为，最重要的是爱因斯坦能来北大讲学，酬金问题可以慢慢想办法，马上电告驻德公使：“条件照办，请代订定。”

8月底，蔡元培收到驻德公使转来的爱因斯坦的答复：“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获悉爱因斯坦承诺访问中国，国内知识界十分兴奋，而最欣喜的人莫过于蔡元培。蔡元培动员各方筹集资金，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约请国内众多学术团体联名给爱因斯坦写欢迎信，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当时北大财政拮据，爱因斯坦一千元美金的开价是个天文数字。北大原提出的酬金一千元华币，已相当于当时大学教授月薪的三倍以上，现在换成美金，蔡元培确实感到“真不知往何处筹措”。7月初，蔡元培赶赴山东，向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梁启超说明有关情况。梁启超当即答应他自己的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在多方支持下，酬金有了着落，蔡元培松了一口气。

解决酬金问题后，蔡元培利用北大阵地组织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营造了浓厚的氛围。在11月1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蔡元培发表了《爱（因）斯坦（Einstein）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告宣布：经多次联系，爱因斯坦将于新年初来北大讲学。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国内一流的七位学者在北大举办了一系列公开学术演讲，主题涉及经典力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之生平以及相对论的哲学意义等。11月中下旬，《申报》以“星期增刊”的形式先后发表两篇介绍相对论的文章，“以与国人共相研究”。《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和《东方杂志》等也先后出版了“相对论号”。

为表示慎重和更好地体现对爱因斯坦的诚意，蔡元培又忙着收集各方签名，起草致爱因斯坦的欢迎信。12月8日，也就是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前往日本讲学的三周后，蔡元培发出了这封用德语写的欢迎信：

尊敬的爱（因）斯坦教授先生：

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正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

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我们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此约。

如能惠告您抵华之日期，我们将非常高兴。我们将做好一切必需的安排，以尽可能减轻您此次访华之旅的辛劳。

万事俱备，只等主客。中国知识界，特别是蔡元培，静静地等待着这位科学泰斗到来。

就在大家兴致勃勃地等待爱因斯坦来华时，《申报》的一则报道打破了这种喜悦。

12月28日，《申报》以《爱因斯坦博士之来沪》为题，报道爱因斯坦将于31日从日本抵沪，在上海停留两天后，前往耶路撒冷视察新成立的犹太大学，旋赴西班牙。根本没有提到爱因斯坦前往北大讲学的事情。这令蔡元培十分惊奇。

1923年元旦前后，蔡元培收到爱因斯坦于12月22日发出的信。令他大失所望的是，爱因斯坦访华计划真的取消了。在信中，爱因斯坦十分真诚地解释了取消计划的原因：

校长先生：

虽然极愿意且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

因此我想也不便同尊处奉询。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Dr。Pfister）——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的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我也因此揣测先生不坚决履行前约。因此种种关系，我将预备访视中国的时间也移在日本了，并且我的一切旅行计划也都依着“中止赴华”这个前提而规定。

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我今希望先生见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

附白，夏（元瑮）教授的一封信中已提及先生此信，这信先到柏林，再到日本，在最近几天我才收到。

爱因斯坦确实十分渴望“亲眼目睹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在此前的12月17日写给夏元瑮的信中，他说：“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宿愿，终不得偿，其怅怅之情，君当可想象也。”

爱因斯坦取消访华，确实是“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但是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原因：当时中国给世界的印象是穷弱、混乱，爱因斯坦怀疑中方的履约能力，又严格遵循着“中止赴华”的旅行计划，再加上双方之间缺乏沟通，最终造成误解。

爱因斯坦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令中国东道主们大失所望。

蔡元培看了这封信后，和许多学界人士一样，为失去这次绝佳的机会而十分失望。蔡元培并没有想到，这是由于双方没有签订合同，这才失去这样一次可贵的机会。作为西方人的爱因斯坦，一切以合同为准，没有合同无异于失去行动准则；而作为东方人的蔡元培往往以“信义”为重，“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认为已经讲好了的事情，何须合同约束。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中国科学界失去一次向爱因斯坦学习的机会，实在可惜。

蔡元培后来在1923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跋爱因斯坦来信》，并附其原信，对这件事向全校乃至全国作了解释。他在跋语中说：

（此函）颇多不可解的地方，安斯坦博士是于今年初来华，早经彼与驻德使馆约定，本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我们合各种团体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一方面候各团体电复，发函稍迟；一方面到日本后因他的行迹无定，寄到稍迟；我们哪里会想到他还在日本候我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函中说斐司德博士像是受我的全权委托，曾提出什么留华的请求云云，这是我并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但这都是以往的事，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了。我们已有相对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

他在文中提到，爱因斯坦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几十百倍”，所以我们出了每月一千美元的酬金，没想到最后计划还是落空。

蔡元培还对师生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兼具博大的人文情怀，他对中国人民有一种真挚的同情。在赴日讲学的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共停留了三天。爱因斯坦对上海的印象是：“极为喜欢，有许多惊异之闻见。此间理想之气候，澄清之空气，南方天空灿烂之星斗，皆使余之头脑得一难以消灭的印象。此种印象，余将永不忘之。”

爱因斯坦也一直想“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由于世界政局动**，他最终未能再踏上中国的国土，但他与蔡元培结下的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同情，一直在延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的国际社会表现出无奈和无所作为，而当年的11月17日，爱因斯坦在西方人士中率先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1932年10月，“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爱因斯坦和罗素、杜威等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释放。

1936年11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这“七君子”被捕入狱后，爱因斯坦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压力。

1938年6月，爱因斯坦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两千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直到临终，爱因斯坦说过这样的话：“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世界必将从重新认识中国开始，而重新认识中国则必先从重新认识中国哲学开始。”

北大的“功臣”和“功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