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

§第三章 北大的蔡元培时代（第2页）

蔡元培在这次演说中所倡导的精神，为后来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的基础，可以说，正是这篇简短的演说，为北大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在蔡元培的这番演讲里，他开宗明义，认为一所大学首先要明确它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不是人们升官发财的阶梯。作为学生在学校中应该关注的是知识的学习，而不应该片面地注重分数的高低。在研究学问之外砥砺自己的德行，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也是大学生所必需的。同时，作为学校之主体的师生应该建立一种互敬互爱、互相劝勉的关系。

此后的1917—1923年，被认为是蔡元培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他由此无可争议地被奉为全国学界的领袖。

内行管内行——实行教授治校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在大学的管理模式上力图贯彻“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原则，让做学术的人领导学术，从而彻底改变以往那种大学的校务由校长、学监等少数人独揽的做法。

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后不久，就主持设立了“北大评议会”，以之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负责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法令，以及学科的废立，学校的预算、决算等。

这个“评议会”的会员全部由教授组成，校长和各专业学科的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其余评议员则由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各推举两名教授担任。评议员的任期为一年，期满后即进行下届选举，评议员可以连任。到1919年底，评议员的产生则改为按名额分配，即每5名教授中可投票选出一个评议员。

北大的第一届评议员有：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文本科教授代表胡适、章士钊，文预科教授代表沈尹默、周思敬，理本科教授代表秦汾、俞同奎，理预科教授代表张大椿、胡濬济，法本科教授代表陶履恭、黄振声，法预科教授代表朱锡龄、韩述祖，工本科教授代表孙瑞林、陈世璋。

为了进一步健全“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领导体制，在蔡元培的推动下，1919年，北大又在作为最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的“评议会”之外另设了三个机构：

一是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负责实施评议会的各项决议。行政会议的成员的资格也限定为教授，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担任成员，由校长兼任行政会议议长。行政会议下设8个专门委员会，分管各类行政事务，分别是组织、庶务、审计、图书、聘任、仪器、入学、新生指导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成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批准通过。

二是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科的系主任组成，从中推出教务长一名，任期一年，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这一时期，担任过北大教务长的有马寅初、顾孟余、胡适等人。

三是设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处的首长亦为教授学者。如以蒋梦麟为总务长兼会计部主任，李大钊任图书部主任，陈世璋任仪器部主任，李辛白为出版部主任，沈士远任校舍、斋务、杂务、卫生部主任，郑寿仁任注册、编志、询问、介绍部主任。

蔡元培设计出的这一套“教授治校”“依法治校”的体制，为北大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提供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保障。在这套体制的护航之下，北大在当时以及后来，都不曾因为政治时局动**以及校长人选的更迭而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校园秩序。曾任北大教务长的顾孟余说：“先生（指蔡元培）长校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照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之制度。”[35]

蔡元培自己也对在北大建立的这套体制很感欣慰。1920年10月，他赴欧考察教育，与大家话别时说：“我这次出去，若是于本校不免发生困难，我一定不去。但现在校中组织很严密，职员办事很能和衷，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是开诚布公，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了。”[36]

兼容并包——影响后世的学风

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

当年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学生，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1897—1969）这样说。

胡适、陶行知的老师，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学派创始人约翰·杜威也说过这样一段话：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就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如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37]

所谓的兼容并包实际上也有很大的风险：既有可能汇聚各方英才，也有可能成了三教九流无不掺杂的大杂货铺。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掌管者的态度和作风。

蔡元培本身对于中西学术都有深厚的积淀，对于真正的人才，他很少看走眼。蔡元培在这个时候对各类学术人才兼收并蓄，并造成了一种大家和平共存、不相妨害的局面。本来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互相谁也瞧谁不服气，共处一堂，是很容易滋生矛盾的。但蔡元培处事公平、不偏不倚，使各路才俊心服口服，把彼此的不满和争辩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蔡元培刚到北大时，北大的本科分为四科，有四个学长。蔡元培重新聘请了四科的学长——文科学长为陈独秀、理科学长为夏元瑮、法科学长为王建祖、工科学长为温宗宇。

在当时北大，文科是守旧派最为集中之处、是北大教育革新的首要障碍。因此，整顿北大首先是要整顿北大文科。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任校长的第九天，就以“三顾茅庐”的精神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领袖人物陈独秀礼请至北大任文科学长。

陈独秀来到当时的北大，对北大教育革新的意义极为重大。他上任文科学长，催发了北大在文化革新方面的锐气，尤其是他带来了一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刊物——《新青年》。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吹新思潮，聚集了北大学人的革新力量，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在蔡元培的网罗下，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鲁迅、高一涵、沈尹默、吴虞等新派人物云集北大。一时间，北大的师资阵容蔚为壮观。这批人不仅思想新，而且各有所专、学有所长。客观地说来，这些人物其各自的贡献，蔡元培是无法一人包揽和承担的。但如果没有蔡元培，他们将无法汇聚在同一个旗帜下，他们各自也因此难以发挥那么大的影响社会思潮的能量。是蔡元培给这些人提供了北大这样一个宽阔而高耸、得以施展所学的平台。

大量引进具有新知新思想的人，并不意味着蔡元培排斥“旧人”。很多思想守旧但是传统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也同样受到蔡元培的重视，例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黄节、崔适、陈汉章、屠寄等人。这时北大的文科老师中，一大批学术建树颇丰的新老学者囊括其中，如马叙伦、马裕藻、朱希祖、陈大齐、陈介石、陈垣、孟森、杜国庠、马衡、吴梅、章士钊、刘文典、陈寅恪、徐悲鸿、杨昌济、沈兼士、梁漱溟、马寅初、陶孟和、王宠惠等。

北大的理科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也像文科一样人才济济，著名的教授学者有：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李书华、温宗宇、王尚济、孙云铸、陈世璋、俞同奎、秦汾、王仁辅……这批学者几乎无一不是当时国内科学界的顶尖人物。

在延揽人才上蔡元培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最著名的例证是年轻的学者梁漱溟。

梁漱溟既没有出国留学镀金的经历，也没有国内的大学文凭，但他钻研学术、富有创见的精神，让蔡元培感到这个人是个人才。于是，时年仅24岁的梁漱溟被蔡元培招入北京大学，并给予他讲师的职称。当梁漱溟后来成为一代大师——新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时，他总是不忘强调：是当年的蔡元培和北京大学栽培了他。

这一时期，有一个后来改写中国历史的人物也在北大任职，他就是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不过，直到中国的红军完成长征后毛泽东提及他在北大的经历还愤愤不平，他对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回忆道：“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去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由于蔡元培在用人上打破了资历限制，这一时期北大的教师队伍迅速实现了年轻化。据1918年的统计，这时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其中不少只有二十六七岁，这在中外大学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蔡元培还毫不留情面地辞退不称职的教员。英文系的青年教员徐佩铣被人称为“探艳团长”，个人品质下流，即被蔡元培开除出校。继而蔡元培又顶住压力把一批不称职的外籍教员裁撤出校，即使此举引来当时英国驻华使的蛮横干涉，也毫不退让。

有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才使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有了实际意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它反映了领导办学事业的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精神，如果放大了来看，它更反映了这个领导者对自己理念的自信，而蔡元培就具备了这种自信。在这个方针下，北大的思想和学术呈现出缤纷万象、百家齐鸣的景象。

在当时的北大有一种说法，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就有多少学派；北大有多少个教授，校园里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

在北大的讲堂上，史学方面，既有信古派的黄侃、陈汉章，也有疑古派的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可以在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有人宣传儒佛道者；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提倡白话文，而黄侃、刘师培、林损等则极力维护文言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