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十年插队知青的日子,磨掉了无数人的棱角,却唯独把陆耀林的性子养得野、养得松弛。
外人都以为他扎扎实实熬了十年田间苦日子,没人清楚,早在1973年,年仅二十出头的陆耀林就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被破格选进了公社农机厂,凭着脑子活、肯钻研、嘴皮子利落,没两年就调入公社工业办公室,成了旁人羡慕不已的专职采购干事。
那几年的他,是实打实的天南地北闯江湖。
公社新建水泥厂、造纸厂,所有核心设备采购对接、厂家洽谈、验收对账的活儿,全都压在他身上。
出门公差全额公款报销,住国营招待所、吃集体伙食,对接厂家负责人、供销科长,夜夜都是推杯换盏的饭局,逢场作戏的客套话说得熟练通透,人情世故摸得一清二楚。
偶尔会遇上难缠的供货商、卡流程的干部,任务棘手、四处碰壁是常事,但哪怕再难,也比守着一亩三分地种地舒坦百倍。
最关键的是自由。
没人天天盯着他上工打卡,没人管束他的言行作息,出差在外全凭自己调度,手里有工资、出差有补贴,日子过得潇洒又自在。
可这份肆意洒脱,在1978年春天彻底戛然而止。
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身份,像一个精致却禁锢人的牢笼,硬生生将自由惯了的陆耀林困在了方寸校园里。
从前走南闯北、步履不停的人,如今被死死钉在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枯燥轨迹里。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跑早操、上早自习,白天满课端坐听讲,晚上还要统一上晚自习,连课间十分钟的走动范围都被局限在教学楼走廊,半点肆意妄为的余地都没有。
那种落差感,像旷野狂奔的野马突然被锁进马厩,又像翱翔天际的飞鸟骤然关进竹笼,憋得人胸口发闷、呼吸不畅,浑身每一寸骨头都透着不自在。
但真正让陆耀林满心憋屈、浑身烦躁的根源,从来不是枯燥的课业,而是两个字——没钱。
师范院校政策优厚,免除所有学费、杂费,在校一日三餐也全部公费供给,不用为温饱发愁,是无数寒门学子挤破头的好去处。
可唯独零花钱,一分都不补贴。
活了二十多岁,早已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陆耀林,时隔五年,再次过上了伸手向家里要钱的日子。
此前在公社工业办公室,他每月固定工资三十四元,在七十年代已是远超普通工人的高薪,再加上每次出差的额外餐补、交通补贴,每月结余十分可观,抽烟、请客、添置物件,从来不用掂量口袋。
可如今,一切优待尽数清零。
当年政策明文规定,入职工龄未满五年的在职人员考入大学,就读期间原单位停发所有工资,仅保留食宿全免的福利。
短短一条规定,直接掐断了陆耀林所有的经济来源。
昔日出手阔绰、行走四方的年轻干事,转眼变成了兜里空空、寸步难行的穷学生。
下课铃一响,别的同学要么结伴逛校园、要么去操场打球、要么相约去校外看新鲜光景。
只有陆耀林,只能百无聊赖地窝在狭小的宿舍里。
他一遍遍拧动老旧收音机的调频旋钮,沙沙的电流杂音里,反复捕捉几首循环播放的老歌,打发漫长又无聊的课余时光。
食堂的固定餐食永远是寡淡的一荤一素,油水稀少、味道敷衍,菜叶里偶尔还夹着细沙,吃起来味同嚼蜡,比起从前出差宴席上的荤素硬菜,简直如同猪食。
兜里没钱,就不敢踏出校门半步。
不敢逛街、不敢买零食、不敢参与同学间的聚餐闲聊,连几分钱一根的冰棍都舍不得买。
这种被金钱困住手脚、被困规矩锁住自由的滋味,让向来随性坦荡的陆耀林心底积压着一团无名怒火。
像一头被捆住四肢、困在牢笼里的野兽,纵有满身力气、满腔抱负,却无处施展,只能在心底无声咆哮、反复煎熬。
心里的郁闷积攒得太久,陆耀林就忍不住抽空往曾经插队的红星大队跑。
只有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见到一起熬过苦日子的老乡兄弟,他才能暂时卸下大学生的拘谨伪装,找回几分从前无拘无束的松弛感。
从前插队时,大家同吃同住、同耕同作,烟酒不分你我,遇事互相搭把手,没有身份差距、没有利益算计,纯粹的兄弟情义最是暖心。
起初两次回去,老乡们依旧热情满满,拉着他唠家常、问近况,杀鸡煮蛋、备好土酒,真心实意地招待他。
可次数多了,微妙的变化悄然浮现。
村民们的笑容渐渐变得客套,话语里多了几分疏离,不再像从前那样无话不谈、亲密无间。
陆耀林心思通透,瞬间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他如今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是未来吃公家饭、端铁饭碗的文化人。
而老乡们依旧守着土地、靠着农活谋生,身份的差距、未来的鸿沟,早已在不知不觉间悄然拉开。
大家心里都清楚,他读完大学,必然远走高飞,再也不会回到小山村种地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