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辈子最刻骨的遗憾,从来不是从未拥有,而是失而复得后,才懂从前的珍贵有多来之不易。
熬过十年荒芜的岁月,重新攥住书本、踏入高等学府的那一刻,刘学红才真正明白,读书从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乱世之后,老天爷馈赠的稀世恩赐。
重回纯粹的读书时光,她近乎偏执地珍惜着大学里的每一分每一秒,不敢有半分虚度。
清晨天刚蒙蒙亮,北大未名湖畔的薄雾还未散尽,她就揣着厚厚的笔记本和翻卷边的专业书,找一处僻静的石凳落座。
等到宿舍室友陆续起床洗漱、奔赴教室时,她已经啃完了半本外文原着,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写满了整整两页纸。
她的大学生活,没有闲逛玩乐的闲散,没有虚度光阴的慵懒,大半的时光,都被墨香与文字彻底填满。
学校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是她最常待的地方,靠窗的固定座位几乎成了她的专属,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老旧的木桌被无数学子的手肘磨得发亮,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斜切进来,落在泛黄的书页上,浮沉的尘埃在光束里轻轻跳动。
她指尖划过铅字,笔尖不停批注,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直到闭馆的铃声轰然响起,才惊觉窗外早已暮色四合。
馆内的书籍不够读,她就趁着周末,走遍京城大街小巷的实体书店、街头书摊,挨个翻找专业相关的外文书籍、文史资料。
八十年代的书价不算便宜,薄薄一本外文原着,抵得上普通人好几日的伙食费。
遇到绝版好书,她舍不得吃早饭、舍不得添置新衣,一点点攒下生活费,也要咬牙买下,视若珍宝。
久而久之,她的宿舍堆满了书籍,靠墙立着的三组实木大书架,被一本本厚薄不一的书本塞得满满当当,连书桌角落、床头缝隙,都错落摆放着常备的工具书。
旁人的大学时光充斥着热闹与浮躁,而她的方寸小窝,永远书香四溢,静谧安然。
真正过上了旁人艳羡的“读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纯粹精神生活。
彼时北大的新闻专业,学风严苛到极致,尤其侧重国外前沿新闻传播学理论的研习,是全校公认最耗时、最费力的硬核专业。
不同于其他专业的浅尝辄止,这门课要求学生必须通读外文原着,吃透核心理论,还要拓展数十本配套参考书,层层递进夯实基础。
一届届学子日夜苦读,一遍遍翻阅摩挲,几乎所有必修教材的书页都被翻得发黑发皱,书边起了毛边,空白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与心得。
遇到晦涩难懂、中西理论冲突的知识点,没有人敷衍了事、得过且过。
傍晚的宿舍楼道、教学楼的空教室、湖畔的青石路上,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学子,捧着书本激烈探讨,各抒己见、互辩互通,没人愿意浪费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想要把荒废十年的光阴一点点补回来,想要在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时光里,拼出属于自己的前程。
八十年代的大学,是真正意义上知识的汪洋大海,容纳着无数历经风雨、心怀热忱的追光者。
刘学红和身边的同学们,就是一群义无反顾泛舟学海、沉醉其中、流连忘返的痴人。
哪怕时隔多年,早已走出校园、步入职场,每每回望这段纯粹滚烫的大学岁月,她的心底依旧会翻涌着滚烫的热潮,久久无法平静。
她曾在深夜的日记本里,一笔一划,郑重写下自己的心声。
字迹工整有力,带着历经岁月沉淀的笃定与热忱,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对那个时代的敬畏与热爱。
那真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复兴运动。
身处那个破冰复苏的年代,每一位莘莘学子,都活得风华正茂、意气风发,那是一个理想滚烫、热血沸腾,足以让人铭记一生的黄金年代!
能见证这场盛世、投身这场求学热潮,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彼时给他们授课的,皆是国内文史、新闻界的泰山北斗,个个学识渊博、德高望重。
方汉奇先生深耕新闻史学,授课严谨细致,字字珠玑,将百年新闻发展脉络娓娓道来。
袁行霈先生贯通古今文史,谈吐儒雅通透,授课深入浅出,总能用通俗的语言拆解深奥的文史哲理。
能得一众泰斗亲授学识,是所有新闻系学生毕生难得的机缘。
升入大二,学校统一安排专业实习,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亮眼的平时成绩,刘学红成功获批,被分派到实力雄厚的《长江日报》社。
踏入报社的那一刻,她终于有了将书本理论落地实践的机会,蛰伏多年的写作天赋,彻底迎来了绽放的舞台。
不同于新人记者的拘谨生涩,她下笔沉稳、视角独到,既能扎根基层捕捉真实民生,又能跳出表象挖掘事件本质,文字自带温度与力量。
短短两个月的实习期,她产出速度快、稿件质量高,几乎每隔三天就有一篇独立稿件成功见报,刷新了同期实习生的发稿记录。
其中一篇题为《春天啊!春天》的纪实稿件,一经刊发,瞬间引爆全城,掀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