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上午7:30,心外科走廊。
林栖站在走廊尽头,背靠着窗。窗外是医院的后院,银杏树枝在晨光里是灰色的,像被抽干了墨水的血管造影。她没有看窗外。她看走廊的另一端。走廊很长,大约30米,地面是白色的PVC材质,防滑纹理被清洁剂腐蚀过,表面有一层模糊的光泽。每隔5米,天花板上有一个长方形的灯罩,里面嵌着LED灯管,灯管是冷的,发出一种接近无影灯色温的光。
她靠着窗,右臂插在白大褂口袋里,左手垂在身侧。左手的手指微微蜷曲,不是握拳,是放松后的自然弯曲,像刚放下持针器的手指记忆。但她的手指在蜷曲的状态下,指节是白的——因为左手的大拇指在口袋里,压着右手的手腕。她在数右手腕的脉搏。72次每分钟。规律。稳定。没有早搏。
但她的眼睛在看走廊。看每一个从走廊尽头走过来的人。她看了住院医师,看了护士,看了清洁工,看了送药的药剂师。她看他们的脸,看他们的手,看他们的白大褂。她在确认:没有陈牧野,没有李建国,没有周维仁。也没有砚山。
但砚山在。她从脚步声认出了他。他的步幅比她大,但频率慢。左脚的落地比右脚重一点。这是他的步态。
她没有立刻动。她等着他走近。等他走到距离她大约10米的时候,她离开窗户,走到走廊中央。她站在灯光的正下方,像一台被无影灯照亮的手术台,把自己暴露在光里。
砚山停下了。他在距离她大约3米的地方停下。这个距离在走廊里属于“社交距离”的边界——再近一步,就是“私人距离”。
他说:“你在这里。”
林栖说:“是。”
“在等人。”
“是。”
“等我?”
“是。”
砚山的右手在裤缝上轻轻敲击了一下。一、二。两下。像手术中监护仪报警前的预报警。他说:“为什么?”
林栖说:“因为你是麻醉科主任。”
“所以呢?”
“所以,”林栖说,“你有权限。”
“什么权限?”
“所有麻醉记录的权限。所有麻醉参数的权限。所有输注泵的权限。所有基因筛查系统的权限。”
砚山说:“我没有所有权限。”
“你有。”林栖说,“你是麻醉科主任。麻醉科的一切,你都能接触。”
“我能接触,不代表我修改了。”
“你没有修改?”
“没有。”
林栖沉默。沉默持续了五秒。五秒里,走廊的声控灯因为远处传来的脚步声亮了,白光从头顶照下来,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地面上,像两张被钉住的病历。
她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父亲不是自杀?”
砚山的瞳孔收缩了一下。收缩了大约0。5毫米。在走廊的冷光下,几乎不可见。但林栖看到了。她站在他的正对面,能看到他面部正面的所有肌肉变化。他的眉心出现了一道皱纹,从眉心延伸到鼻梁,像一条被电刀灼烧后收缩的筋膜。那道皱纹只存在了大约0。3秒,然后消失了。他的面部恢复了平整。
他说:“我每天都在想。”
林栖说:“那你为什么不动?”
砚山说:“因为我在等一个人。”
“等谁?”
“等一个能帮我打开那扇门的人。”
林栖的右手在口袋里动了一下。她压着右手腕的拇指,在听到“那扇门”三个字的时候,力度突然增加。脉搏从72次变成了68次——因为按压增加了动脉的阻力,不是心率变化。她说:“什么门?”
砚山说:“真相的门。二十年前的那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