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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第1页）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元丰六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早。

刚过正月，东坡上的积雪便化尽了。雪水渗进土里，把田垄泡得松软，踩上去能印出一个深深的脚印。苏轼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看着去冬种下的冬麦已经返青，麦苗从褐色的泥土里钻出来，一行行一排排，嫩绿嫩绿的，像是谁用最细的笔在宣纸上画出的纹路。远处长江解了冻，江水又恢复了浑黄的颜色，浩浩汤汤地向东流去。

他在田埂上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麦苗的叶片。叶片上还挂着清晨的露珠，凉丝丝的，沾在指尖上像一滴泪。四年了。四年前他第一次蹲在这片地头上时，手里攥着的是一把荒草和瓦砾，脚底下是板结的硬土，心里是一片茫然。那时候他不知道这块地能不能长出粮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而如今，他知道明天会怎样了。明天太阳还会从东山上升起，江风还会从西边吹来，麦苗还会再长高半寸。而他，苏东坡，还会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活着。

“先生起得早啊！”

一个洪亮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苏轼抬头，看见潘丙正沿着田埂走过来，手里提着两只陶罐。这四年里，潘丙的酒坊越做越好，他本人也从当初那个冒冒失失的青年变成了沉稳的中年人，下巴上蓄起了短须，笑起来眼角也有了皱纹。但他对苏轼的热情一点没减，三天两头便往东坡上跑，不是送酒就是送菜，赶都赶不走。

“你这酒贩子，又拿什么来哄我？”苏轼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

“可不是哄先生，”潘丙把陶罐举得高高的，“这是我新酿的桂花酒，用料实在，绝不掺水。先生尝尝，若说好，便给我题个匾，挂在我那铺子里，保准生意兴隆。”

苏轼接过陶罐，拔开塞子凑到鼻端闻了闻。一股馥郁的桂花香混着酒香扑面而来，醇厚而不腻。“你小子，酿酒的手艺倒是越来越精了。”他仰头喝了一口，咂咂嘴，“不过题匾的事，可没那么容易。你当我的字是大风刮来的？”

潘丙嘿嘿笑着，也不着恼，自己拧开另一只陶罐也喝了一口。“先生，听说朝廷那边——”

“不说这个。”苏轼摆摆手，目光重新投向那片青青的麦田，“你看我这麦子，今年收成应该不错。等到五月收了麦，我请你吃新面蒸的馒头。”

潘丙便不再提朝廷的事了。他知道，先生不爱听那些。在黄州的这几年，苏轼几乎不与人谈论朝政，偶尔有书信从汴京来，他也只是淡淡地看过便搁在一旁。有人说旧党正在酝酿翻盘，有人说新皇对变法已有不满，这些消息像江风一样飘来飘去，但他从不为之所动。那片曾经沸腾的热血，已经在东坡的泥土里沉淀下来，变成了一种更深厚、更沉静的东西。

与潘丙在田埂上喝了一阵酒，苏轼便扛起锄头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春天是农忙时节，要松土，要除草，要修整田垄。他从清晨忙到日上三竿，汗水把后背的衣裳湿透了，黏在皮肤上，又被太阳晒干，结出一层薄薄的盐霜。中午王润之送来饭菜——一碗粟米饭，一碟咸菜，几块酱豆腐。他坐在田边的槐树荫下，狼吞虎咽地吃完，喝了一碗凉茶，又继续干活。

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整整三年。

三年里，他学会了给稻子授粉，学会了用草木灰驱虫，学会了根据风向判断天气。他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两鬓的白发也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他心里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却越来越淡了。刚来黄州时，他每天夜里都会惊醒，梦见自己又回到了乌台大狱，梦见狱卒提着锁链走过来，他猛地坐起，浑身冷汗，心脏狂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王润之被他惊醒，伸手摸他的额头，轻声说：“学士，没事了，咱们在黄州。”

现在他不再做那样的梦了。现在他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鼾声如雷，偶尔被蚊子咬醒，也只是迷迷糊糊地拍一巴掌，翻个身继续睡。那些曾经让他痛不欲生的记忆——枷锁、囚车、审问、羞辱——并没有消失，但它们被时间冲淡了，被劳作消耗了，被江风和月光抚平了。它们还在那里，但已经不再能伤害他了。

有时候他甚至觉得，黄州这四年，是他一生中过得最充实的时光。不是因为他喜欢受苦，而是因为在这片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在这片需要用汗水和双手才能活下去的土地上，他第一次真正地、完全地成为了自己。不是那个被万人景仰的苏学士，不是那个被党争裹挟的言官，也不是那个在朝堂上慷慨陈词的策士。只是苏东坡。一个种地的，一个写诗的，一个会在深夜里爬起来看月亮的人。

秋深了。

元丰六年的秋天来得很突然。仿佛是一夜之间，江风就变凉了，东坡上的梧桐树叶就变黄了，长江的水位也降下去了，露出了大片大片的沙滩。雁阵开始出现在天空中，排成人字形，嘎嘎地叫着向南飞去。

苏轼这些日子有些懒散。秋收已经结束，冬麦也播下了，东坡上没什么要紧的活计。他便整日待在雪堂里，或读书，或写字，或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窗前看着远处的江水发呆。人到中年，他越来越喜欢这种什么也不做的时刻。年轻时他以为人生必须不断地做事、不断地进取、不断地证明自己，现在他觉得，能够安安静静地坐着看江水东流，本身就是一种福分。

十月十二日这天，是个大晴天。苏轼一整天都待在雪堂里，给几个慕名而来的年轻人讲诗。他们是从黄州城里来的读书人，仰慕苏轼的学问，时常登门请教。苏轼也不推辞，就在雪堂里支起一张木板当桌子，给他们讲陶渊明，讲杜甫，讲李白。他讲得很随意，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并不因为听者年少便敷衍。那些年轻人听得入了迷，直到日落西山才依依不舍地告辞。

吃过晚饭，苏轼觉得有些倦了，便早早宽衣上床。王润之在一旁补衣裳，油灯的火苗在穿堂风里轻轻摇晃，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忽儿拉长，一忽儿缩短。朝云在灶间洗碗，碗碟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苏过趴在桌案上练字，一边写一边打哈欠。一切都是那样安详，安详得让人觉得时间都变慢了。

就在苏轼快要睡着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了一束光。

是月光。月光从窗棂的缝隙里钻进来，落在床前的地面上，像一汪清水。他侧过头去看，那束月光正好照在他脱下的草鞋上，鞋尖上还沾着东坡的泥土，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银光。

他忽然就不困了。

他坐起身，披上外衣，轻手轻脚地下了床。王润之抬头看他：“学士去哪里？”

“出去走走。月色这么好，不看看可惜了。”

王润之没有多问。这些年她已经习惯了丈夫这些心血来潮的举动。在汴京时，他是不会这样的——那时他的一切行为都要合乎礼仪，半夜出门散步这种事，若被御史知道了，说不定又要参上一本。但这里是黄州，没有御史，没有朝规，只有月光和大江。她只是说了句“早些回来”，便继续低头补衣裳了。

苏轼走出雪堂，站在院子里。月亮正圆，挂在东山顶上，又大又亮，像一面被擦得干干净净的铜镜。月光把整个东坡都照亮了，麦田、菜畦、井台、柴垛，都像被镀上了一层银。远处的长江在月光下闪着粼粼波光，像一条巨大的银鳞游龙。江对岸的西山变成了一幅水墨画，浓淡深浅，层层叠叠。

他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月亮，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张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