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拼命挣扎,两条腿在地上乱蹬,踢翻了墙角的水缸,缸里的水哗啦一声泼出来,浇湿了她的棉裤和军曹的皮靴。军曹没有生气,反而笑了,他回头朝身后一个膀大腰圆的鬼子兵招了招手,像招呼一个帮手来搭把手搬一件比较重的货物。那个鬼子兵走过来,两只手抓住少女的头发,把她从军曹的怀里拽出来,一路拖着往外走。
少女的身体在门槛上被拖过去,后背被木门槛硌得生疼,麻花辫散开了,黑发散落在地上和血泊里,混着父亲的鲜血和地上的泥水。她惨叫着,用手去扯揪住自己头发的鬼子的手腕,指甲在那个鬼子的手背上抓出了好几道血痕。但那个鬼子只是皱了皱眉,手上反而抓得更紧了。
院子里的泥地冻得硬邦邦的,少女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她挣扎着想爬起来,但刚撑起上半身就被一只皮靴踩住了后背踩了回去。她的脸贴在冰冷的泥地上,寒气和血腥味同时涌入鼻腔。她听到周围有很多人的脚步声,有很多人的笑声,有金属碰撞的叮当声——那是有人在解皮带。她的棉袄被撕开了,扣子崩飞出去弹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她的棉裤被拽了下来,粗糙的布料摩擦皮肤带来火辣辣的痛感。她拼命地踢腿,但两条腿很快就被按住了。她拼命地抓挠,但两只手也很快就被按住了。好几双粗糙的手掌在她的皮肤上留下了一道道青紫色的淤痕,指甲掐进她的皮肉里,有的地方被抓破了皮,渗出了细密的血珠。有人在她的肩膀上狠狠咬了一口,留下了两排血淋淋的牙印,咬完之后那人抬起头来哈哈大笑,嘴角还沾着她的血。
她喊了很多声救命,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嗓子已经彻底哑了,只能发出嘶哑的气音。但整条巷子没有一个人来救她。不是没有人听到她的喊声,而是整条巷子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左邻的院子里传来另一个女人的哭喊声和几个男人的哄笑声,右舍的屋子里传来家具被砸碎的声音和孩子的惨叫,街对面一个鬼子兵从窗口探出头来,手里拎着一个还在淌血的刺刀,朝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又缩了回去。呼救声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每一声呼救都淹没在更多的惨叫声中,就像一滴水滴进了一大片血泊里,连涟漪都漾不起来。
这一幕不止发生在这条巷子里,不止发生在这个院子里,不止发生在这一个少女身上。它同时发生在金陵城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弄堂、每一间民宅、每一座学校里。金陵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室里,金陵大学的宿舍楼里,金陵神学院的礼拜堂里,成百上千的女人被从藏身之处拖出来,在曾经用来教书育人的讲台上、在曾经用来祈祷的十字架下,遭受着同样的暴行。日军的军纪解除令不是一道被偷偷摸摸执行的命令,而是一场被公开纵容的、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的狂欢。女人不分老幼——七八岁的小女孩被从床底下拖出来,七十多岁的老妇人被从佛龛后面揪出来,哺乳期的母亲被从婴儿身边拽走,怀了孕的孕妇被按在地上。她们尖叫、哭喊、挣扎、求饶,但所有的反应都只能让施暴者更加亢奋。
而这种亢奋,并不仅仅来源于暴行本身。日军士兵在进攻金陵之前就已经被配发了大量的“觉醒剂”——那种军用药盒上印着“除倦觉醒剂”字样的白色药片,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前线士兵管它叫“突击锭”或“猫目锭”,服用之后可以连续两三天不睡觉、不觉得饥饿、不感到疼痛,情绪进入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
恐惧感被压制到近乎消失,但同理心和道德感也被一并抹掉了。药物带来的亢奋需要一个出口,而“解除军纪”的命令恰好为他们打开了这个出口的大门。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是药物的作用让他们在做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病态的、被放大了的愉悦。这种愉悦驱使他们变本加厉,去尝试更残忍的手段,去追求更极端的刺激。
夜幕降临,金陵城没有像往常一样陷入黑暗。不是因为灯火通明,而是因为到处都是火光。被点燃的民房在夜色中烧得像一支支巨大的火炬,火光映在街道上的血泊里,把整座城市染成了一片跳动着的、令人心悸的橘红色。女人的惨叫声和婴儿的啼哭声从每一个角落传来,与远处还在零星抵抗的国军阵地上传来的枪炮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金陵城沦陷之后第一个夜晚的地狱交响。
而在这片地狱交响中,雨花台方向的爆炸声忽然密集起来,那是国军残部还在抵抗的信号。谷寿夫站在中华门的城楼上,手里捏着望远镜,眉头紧锁。他原本以为城破之后抵抗会在几个小时内彻底瓦解——按照华北战场的经验,守军一旦失去城墙屏障,士气和组织都会迅速崩溃,剩下的事情不过是收拢俘虏和清点战果。然而在金陵,情况却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那些已经被切断了退路、弹尽粮绝的国军残兵们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崩溃或投降。他们退入了城内密集的民房和街巷中,依靠对地形的熟悉继续抵抗。每一处废墟都可能藏着一个拿着最后一颗手榴弹的伤兵,每一条巷子都可能埋伏着几个端着空枪准备拼刺刀的亡命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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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枪炮声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密集。江东门方向传来一连串沉闷的爆炸声,那是日军的一支清剿小队在搜索一座仓库时遭遇了国军残兵埋伏。几名浑身绑满炸药包的国军伤兵从仓库二楼跳下来,在半空中引爆了炸药,和十几名鬼子兵同归于尽。爆炸的火光把半边街道照得亮如白昼,浓烟裹挟着碎肉和布片飞上夜空。
谷寿夫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放下望远镜,手指在城垛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转过身来,用一种压着怒火的低沉声音对身旁的传令官下达了命令:“派人去城里喊话。让他们放下武器,放弃抵抗,我们大日本帝国陆军会保证他们的安全。否则——死啦死啦的!”
“はい!”传令官猛地低头领命,转身小跑着下了城楼。几分钟后,这个命令被层层传达下去,大队规模的扩音喇叭和人力喊话在小鬼子兵的护卫下开进了城南和城北仍在激战的街巷。
铁皮喇叭被架在九四式豆丁坦克的车顶上,小豆丁坦克排气管冒着黑烟缓慢地在瓦砾和弹坑之间推进,履带碾过碎砖发出咯吱咯吱刺耳的摩擦声。一个会说中文的鬼子翻译官蹲在坦克炮塔后面,把嘴凑近铁皮喇叭的扩音口,扯着嗓子用生硬但流利的中文反复喊着同一段话:“守城的国军弟兄们听好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投降吧!皇军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你们的妻儿老小还在等你们回家!出来投降吧,皇军管饭管水,送你们回家!”
喊话声被喇叭放大之后在狭窄的街巷之间来回弹跳,穿透了还在冒烟的废墟和残墙。在这些喊声的间隙里,总能听到小股步兵急速奔跑的军靴声,子弹从巷子深处打来,金属撞击在坦克钢板上发出脆响,随即就是鬼子步兵迅速散开的战术口令。如果喊话得不到回应,或者回应的是几颗从废墟里射出来的子弹,坦克后面的掷弹筒小组就会立刻进入战斗状态。
三名鬼子兵从坦克后面猫着腰跑出来,各自分工明确。主射手单膝跪地,把掷弹筒的底座稳稳地撑在地面上,左手握住炮筒调整仰角,右手把一枚专用榴弹从炮口滑进去;副射手蹲在旁边,从弹药携行袋里掏出下一发榴弹,用袖子快速擦掉弹体上的灰尘,嘴上还不停地把目标方位和落点偏差喊给主射手听;第三名弹药手趴在更后面一点的位置,背后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弹药背包,手里还攥着一枚已经拧掉保险盖的榴弹。三人配合默契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动作快得像是演练过无数遍。
别看这掷弹筒重量轻、口径小,结构简单到几乎只是一根带底座的滑膛钢管,但它的杀伤力在五百米之内绝对不是盖的。它的专用榴弹装药量虽然不大,但弹片飞散范围极广,尤其是在城市废墟这种狭窄空间里,弹片打在墙上会产生二次飞溅,杀伤效果甚至比在开阔地上还要凶残。
更重要的是它极其灵活——不需要架设阵地,不需要搬运重型设备,三个步兵往地上一趴就能完成架设和发射,整个过程不超过几秒钟。这些操纵掷弹筒的鬼子兵都是老兵,经历过华北战场的磨练,对距离和角度的判断精准到近乎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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