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夜雨总带着一种洗不净的潮气,渗进晴川行馆的地板缝里,让整个大厅弥漫着一股陈旧的霉味与湿冷的金属气息。
沈知意把近三年的订房纪录、房卡刷卡记录,还有她手抄的值班簿摊在柜台上,纸张边缘因为长期摩擦而起了毛边,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脆弱不堪。
邱柏崇,46岁,整形外科医师。
在旅馆的系统里,他像个精确的时钟。
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五,晚上九点整,用现金订房,指定1207房。
退房时间固定在翌日凌晨五点半前后。
每次结帐,除了房费,他都会多掏出一叠整齐的钞票,说那是给房务的小费。
一万元。
不多不少。
更规律的是电梯。
沈知意翻出那几天的值班备忘,字迹是她自己的,笔画干硬,力透纸背:【12楼,23:45停靠,23:52再次停靠。】【12楼,04:10停靠,04:15再次停靠。】
死人不会刷两次卡。
邱柏崇的房卡在5:50刷出一次,那是离开。
但在他死前的那晚,以及之前几个月,电梯都在12楼多停了一次。
那一次,是第二个人上楼,或者,第二个人下楼。
【他在这里见人。】沈知意对空气说,声音沙哑,像是被雨水浸透的纱布。
她推断出三种可能。
第一,他是来见病人,但深夜的1207不像诊疗室,且病人不会每次都要一万块小费。
第二,他是来见情人,但如果是常态,为什么要每月固定,且每次都要带第二个人?
第三,他是来见【某种服务】,一种需要隐蔽、需要现金、需要固定时间的交换。
她排除了前两种。
如果是病人,不会每次都多付一万块说给房务;如果是普通情人,不会让电梯纪录这么规律得像打卡。
这是一种仪式,或者,一种交易。
情杀的假设在她脑中成形:邱柏崇每月固定去见他的【月见】,那个同房的女伴,因为嫉妒,或者因为钱没给够,在5:50之前杀了他,然后清理现场,用他的卡离开。
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第二个人,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场那么干净,干净得像一场预演。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她没去查邱柏崇的电话,而是去了对面。
晴川行馆对面是一栋八十年代的旧办公大楼,外墙贴着过时的磁砖,在雨里闪着灰白的光,像是一张张苍白的脸。
底楼有一间没有招牌的茶室,灯光是暖黄的,像旧电影里的滤镜,与周围冷冽的蓝色路灯形成鲜明的对比。
门口挂着竹帘,风一吹,帘子晃动,发出细碎的沙沙声,露出里面深色的木门。
沈知意穿着黑色雨衣,站在街角的便利商店屋檐下,手里拿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
咖啡表面的油脂已经凝固,泛起一层灰黄色的油膜。
她守了一整晚,雨水顺着雨衣的帽檐滴落,打湿了她的睫毛,却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隐形的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