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高桥把我带回了警视厅。
这一次不是涩谷署,而是霞关的警视厅本部。大楼比涩谷署大得多,也冷得多。走廊像一条被日光灯泡得发白的河,我们的脚步声被墙壁吸得干干净净。我走得很慢。脚踝已经肿得把袜子撑起来了,每踩一步,都像有根细钉子从骨头里往外顶。高桥放慢了步子,没有催我。松本跟在后面,手里提着我那双从洗印店附近捡回来的鞋。
我被带进五楼一间很小的休息室。高桥让人送来了冰块、纱布和一双拖鞋。他亲自帮我把鞋脱掉。我已经完全没力气再逞强了。脚踝露出来的时候,高桥的眉头狠狠皱了一下。他什么也没说,用毛巾包着冰块按上去。凉意像一道电,从脚踝窜上膝盖。我咬着牙,没出声。
“先在这里休息。天一亮,精神科医生会来。你今晚擅自离所的事,我会写成报告。但如果医生认为你当时处于精神压力过大的状态,问题会小一些。”高桥边弄边低声说。他的手指稳稳地按着冰袋,一点也不像一个已经连轴转了好几天的中年人。
“马可呢?”我问。
“在拘留所。他交代了很多东西,但还需要核实。”高桥说,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种极淡的、像月光照在铁皮屋顶上的东西,又冷又沉,“他告诉我们,他两年多前开始调查山田兄弟。从意大利一路追到伊豆。他说山田隆志死后,他弟弟山田隆史继承了那些照片。山田隆史是到东京以后才当上美术教师的。你母亲当年认识的那个男人,是他哥哥。而你后来遇到的,是更年轻、更擅长伪装的另一个。马可说,他查这些,是因为他的姐姐,二十年前在罗马学画时,嫁给了山田隆志。后来死在伊豆。死因被写成意外溺水。他回来日本,是为了找证据。”
我听着,身体像被慢慢浸入一池冰水。马可的姐姐。又一个死在伊豆的年轻女人。这个世界像一棵被恨意缠绕的树,每个人都踩着另一个人的根。我忽然觉得,自己不过是这树上刚落下的一片叶子。
“高桥警部。”我轻轻唤他。他看我。我的声音很轻,像从嗓子眼里浮起来的一朵蒲公英,“我想去灯明崎。”
他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没有问为什么。他只是用一块干净的纱布,一圈一圈地缠住我的脚踝。白纱布像一条极窄的、柔软的小路,慢慢裹紧了我所有的不安。
“明天。”他说,“等医生看过你。我陪你去。”
我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忽然很感激这个男人。他说的是“我陪你去”,不是“我派人去”。可同时我又知道,他不能总是陪着我。有些路,最后只能我自己走。像三岁时那个提着灯笼走向海的夜晚,所有的光都只能在我自己的手里。
天亮以后,我见到了那位大阪口音的老医生。他给我做了检查,又让我说了很多话。我像吐出一团又一团被海水泡得发胀的棉絮。说到最后,我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他听完后,在报告上写了几行字,然后对高桥说,我需要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活动。高桥答应了。
中午之前,小梅和秀雅赶来了。她们坐在休息室外的长椅上,像两尊被一夜风雨打湿的小石像。看见我出来,秀雅先站了起来。她手里提着一个纸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小梅也站起来,把一条折得方方正正的浅蓝色手帕塞进我手里。我没问。手帕上有一股淡淡的樟木味。我把它贴在鼻尖,像闻到了很小很小的时候,母亲衣柜里的味道。
“我爸呢?”我问。
“在外面。他不敢进来。”秀雅小声说,“他说他不敢看你。怕你看见他就难过。”
我闭了下眼睛。父亲。那个总是迟到的男人。他一定又是红着眼圈,在警视厅外面的石阶上走来走去,像一头没了窝的、又老又瘦的兽。我让秀雅去把他叫进来。几分钟后,他进来了。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站在门口不动了。他张了张嘴,没说话。我走过去,主动抱住了他。他愣了一下,然后把脸埋进我的头发里,肩膀一下一下地塌下去。我像抱着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他哭得没有声音。可我知道。他等了十七年,终于有机会靠近自己的女儿,却是在这样一条被海水泡得发白的路上。
“我想去灯明崎。”我对他说。他松开我,胡乱抹了把脸。他的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可他还是用力点头。他说:“我陪你去。现在就走。”
下午两点,我们出发了。
高桥开车。松本没有来。父亲坐在前面。小梅和秀雅坐在后座。我夹在她们中间,像一艘被两片温暖的海水轻轻托住的小船。车驶出东京时,天阴着。云层又厚又低,像一张没有边际的灰毡,把整个关东平原都盖住了。路两旁的建筑渐渐低下去,变成田野,再变成更远处隐隐约约的山。
我没有说话。窗外的景色像一卷冲洗过度、颗粒粗大的旧胶片,一格一格地从我眼前流过去。小梅不知什么时候靠在我的肩上睡着了。她的呼吸很浅,像一只在风里勉强栖息的小鸟。秀雅坐在我另一边,一只手轻轻握着我的手腕。她的掌心里有汗。我没有挣开。我怕一松开,这最后一点温度就会被这辆车的冷气抽走。
天快黑时,我们到了。
灯明崎比我想象中更小。一条滨海公路从中间切过去,路的一边是几排低矮的渔家,另一边就是海。海风很大,把路边的松树吹得弯成一把把弓。远处有一座旧灯塔,顶端亮着一盏很小的红灯,一闪一闪,像谁在很远的地方咳嗽。
高桥把车停在路边。我们下了车。风几乎是撞过来的,带着海水和鱼腥的气味,把我的头发、衣摆、甚至呼吸都吹乱了。我站了一会儿,然后朝海边走。脚踝还在痛,但已经被风吹得发木了。我听见小梅在后面叫了我一声。高桥示意她们别跟太近。
我走到沙滩边。沙是灰黑色的,被风吹出一道一道的纹,像老人手背上的筋。海水很暗,浪不算大,但一波接一波,像有什么东西在水底不停翻身。我停下脚步,站在离水线几米远的地方。风把我的眼睛吹得发酸。我抬头看那座灯塔。它就在左边不远处的黑色岩崖上。光每转一圈,就把整个海面切开一次。那光像一把极钝的刀,切得极慢,却从不停。
一个声音从风里穿过来。不是海,不是浪,不是远处的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极轻极轻,像被风从某个很久以前的夜晚里撕下来的一角。
“美咲。”
我朝声音的方向看去。岩崖下面,有一片很小的、被几块黑石围成的凹地。那里的海水退下去时,会露出一点发白的沙。凹地边,站着一个人。白色的衣摆被风吹得乱飞。她没戴帽子。灰白的发在暗下来的天光里像一撮被点燃又被风吹灭的冷焰。她站在水边,没回头。可我知道,她在叫我。
我朝她走过去。风很大,像一堵一堵透明的墙推着我。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呼吸的节拍上。最后我走到她身后,停下。
“你来了。”她说。声音还是那样,又轻又远,像从海底浮上来的。
“我来了。”我说。
她慢慢转过身。天已经差不多全黑了。灯塔的光从她身后扫过来,照亮了她的脸。她的脸很瘦,很白。可就在光扫过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了一样东西。
她的左耳下面,有一道极细极细的、从耳垂延伸到脖颈的疤。不是新伤。是很旧很旧的、像被反复撕开过很多次的旧痕。
我忽然像被什么东西从身体里猛击了一下。我见过这道疤。我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