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日暮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些。他想起去年夏天,他和林溪亭一起去码头写生。她父亲正在补网,看见他们俩走过来,只是点了一下头,没有多说话。后来林溪亭跟他说,她父亲其实知道他是谁。“知道什么?”他当时问。她想了想说:“知道你是江家的孩子。”他当时没觉得这话有什么特别,现在想起来,那句“知道你是江家的孩子”里面的江家两个字,咬得好像比别的字重一些。
如果她父亲知道他爷爷是谁呢?如果他知道的不只是“那个在临海住过两年的人”,而是更具体的事情——比如为什么住了两年就走了,比如那笔“算了半辈子没算清楚的账”到底是什么账?比如和那张照片背面写的“老伙计”之间发生了什么?
江日暮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套是上周新换的,有一股洗衣液的清香味。他小时候在爷爷的老房子里住过一个暑假,那间卧室的床单也有类似的皂角味。
如果追问了呢?他翻了个身,天花板上的水渍还是那艘船的轮廓。他设想过很多种可能。最轻的一种,是两家老人年轻时合伙造了船,后来因为分账的事闹掰了,各走各路。这种可能他能接受,顶多是见面的时候有点尴尬,但他和林溪亭之间不用替六十年前的分账负责。
但还有别的可能,那些收据、那张被撕掉的相册页、那枚刻着“临”字的钥匙——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不像只是分账没谈拢,更像是什么东西被刻意藏起来了,藏了很久,久到连木箱底部的木板都松了,钥匙才自己掉出来。
他想起有一次看纪录片,讲到六十年代沿海的航运管制,很多私造的木船被查扣过。如果“海鸥号”也是其中之一呢?如果那艘船出了事,有人担了责任,有人没有。如果那个留下照片的人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而回来的人选择把相册撕掉一页,把钥匙扔进箱子底,从此不再提起。
江日暮坐起来,开了台灯。暖黄色的光打在他脸上,他把抽屉拉开,又看了一眼那枚钥匙。红绳在灯下显得更旧了,几乎是灰褐色的,像一条干涸了很久的小河。
他把钥匙翻到刻字的那一面。如果她父亲知道了这枚钥匙的存在呢?会是什么表情?是沉默,还是终于开口说他等了半辈子要等的话?江日暮不知道。他怕的是,万一她父亲开口说“你爷爷当初走的时候,亏欠了我们家”,那他要怎么面对林溪亭?他还能像现在这样,每天中午在美术教室等她来,给她带一杯热可可,看她调色时咬着下嘴唇的样子吗?
他不敢想下去。
他关上台灯。黑暗重新涌过来的时候,他听见窗外很远的地方有一声汽笛。大概是夜航的货船在入港,那声音拖得很长,呜呜的,像有人在雾里喊了一声什么,没人听见。
江日暮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站在一个码头上,不是现在的码头,是老照片上那种旧式的、用石头垒起来的码头。海水是灰绿色的,浪打在石壁上溅起白沫。远处有一艘木船正在下水,船头上写了三个白漆大字,但他隔着雾看不清。他往前跑,脚底的青石板湿滑,跑了几步差点摔跤。
等他跑近了,船上的人转过身来。是照片上那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下颌有疤,正朝他笑。那个笑容他看不清,因为雾太大了。他想开口喊一声什么,喉咙却发不出声音。然后那个年轻人旁边又站出一个人来,蓝布工装,然后说了一句话,说完就拍了拍旁边那个人的肩膀,两个人一起跳上了船。
船离岸了。他站在码头上,看见船尾拖着一道白色的水痕,慢慢消失在雾里。他低头,手里攥着那枚黄铜钥匙,红绳被他握得发烫。他想把钥匙扔进海里,因为觉得它让所有事情都变得复杂了,但手举到一半,又收了回来。
然后就醒了。
天刚蒙蒙亮,海面是那种还没醒透的灰蓝色。江日暮躺了一会儿,伸出手摸了摸枕边——没有钥匙,钥匙在抽屉里。他坐起来,拉开抽屉确认了一下,钥匙还在,安安静静地躺在草稿纸下面。
他合上抽屉,去洗手间用冷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人眼睛底下有一层淡淡的青色,头发被枕头压得翘起来一角。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起那个梦的最后——他差一点把钥匙扔进海里,但没有。
窗外有海鸥叫了一声。今天是寒假最后一天了,明天开学,他会在教学楼走廊里看见林溪亭,她会跟他讲寒假作业有没有写完,问他海洋馆的设计图画好了没有。他会笑着回答她。
江日暮把毛巾挂回架子上,对着镜子做了三次深呼吸。他想,不管那笔“账”是什么,他至少要先弄明白。弄明白了,才谈得上怎么告诉她。她值得知道全部的事情,而不是一个被拼凑得歪歪扭扭的版本。
他关上书包拉链的时候,手机亮了一下。林溪亭发来一张新的速写,画的是朝霞里的海平线,太阳刚露出来一线金边。底下配了一行字:“开学前最后一个日出,今天学校见。”
江日暮看着那张画,指尖在屏幕上停了一下。“好”。
晨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落在那枚钥匙原本放过的位置上。抽屉里面,相册、钥匙、船票各自沉默着,像三个还不会说话的小孩,等一个大人来问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