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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党国政坛上的蔡元培（第2页）

会上经蔡元培同意，还审定了列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及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共计179人，提请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在国民党内，蔡元培坚决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

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指斥武汉汪精卫等为首的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有“亡党之责”，“大有背于本党治国之精神，极端毁灭本党组织之根本旨趣，减少群众对于本党之坚固信仰”。

蔡元培在文章里呼吁全体国民党党员“念党之危机，懔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10月18日，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发表演讲，又向青年学生灌输反共思想：

本党在共产党捣乱的时候，下级党部和农工组织为他们所把持，不许本党党员插足。他们这种方法是很厉害的，是想把本党的基础抢了去。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消灭本党的工作。共产党的农人工人运动，是欺骗农工的运动，不能够替农工谋实在的利益。[66]

在蔡元培为首的一干国民党元老及右派的支持下，蒋介石从而放开手脚，大干了一番腥风血雨的“清党”运动。

1927年4月15日凌晨，国民党广东当局下令军警和其他武装开始在广州进行“清党”大搜捕。萧楚女、刘尔崧、熊雄、邓培、李森、何耀全、张瑞成、李亦愚、毕磊、谭其镜、杨其纲、麻植、熊锐、邹师贞等100多位著名共产党人英勇牺牲。

仅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至1927年7月15日，杭州、宁波两地被捕的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及国民党左派就有400余人，其中117人被“清党委员会”残杀。至这年底，全浙江有1805人被捕，其中932人被杀。在另一些省份，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在农民运动中遭到打击的豪绅们这时也纷纷反戈一击，在地方上积极捕杀共产党人农运首领。

清党运动迅速朝着蔡元培始料不及的方式和规模发展。

清党之初，浙江清党委员会枪杀二十余名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蔡元培知道这件事后，很是痛心疾首，他提出了严厉批评，“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注意。”作为清党的最初力推者，他提出清党务必执行的三原则：抓人必须调查清楚；定罪必须证据确实才可判决；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交清党委会员讨论决定后才可执行。

为劝阻滥杀，蔡元培在1928年前后写下《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一文，其中说：

总理致力革命四十年，不但政敌甚多，就是始信而终叛的人也不少；然而总理最反对暗杀，一切均以堂堂正正之革命军行之。军行时自然不能没有死伤的人，然这是不得已而杀人，不是嗜杀。以汤芗铭的反复，并不念他的旧恶；以陈炯明的叛变，还许他们悔过效力；其他类似的人，从没有宣布过死刑。总理的不嗜杀人，可以公认了。[67]

但这些做法已不足以约束蒋介石等一干国民党顽固派的行为了。政治纷争的残酷，远非蔡元培所能预见和主导。

在这种情况下，清党期间，蔡元培亲自出面营救了诸多可能遭捕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如帮助被列入清党黑名单的朱宜权等出走，保释被捕入狱的进步青年史良、郑观松。1928年1月，蔡元培亲自致电武昌卫戍怀念胡宗铎，要求他释放被捕的教育界人士，称，“闻汉口第二中学学生颇有附和共产党者，因而连及徐校长昌期亦被监禁。但徐君实无共党嫌疑，如蒙早日开释，无任感荷”。

这真是一个奇观，力主清党的人却一再为被清的对象说情、提供保护、援助。但是，这时的蒋介石等这些国民党内蔡元培的“老同志”，早把总理的风格抛到了脑后，在权力争夺、残酷打击异己的道路上愈行愈远，置蔡元培的规劝于不顾了。

其实，蔡元培和中共的很多领袖之间不仅没有丝毫恩怨，而且私交还不错。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亲自聘请的优秀人才。就在清党开始之时，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蔡元培带头募捐，帮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

他和陈独秀的关系，更不用说了，两人以前就在一起共谋反清、制造炸弹。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蔡元培都出手相救。以至于当蔡元培去世以后，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但蔡元培从维护国民党的大局出发，当然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从民主自由价值观出发，当然不赞成打土豪、分田地这种在他看来是侵犯人权的斗争形式。蔡元培更批评国民党内一部分同志在“西山会议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后，仍“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

不过，蔡元培毕竟与蒋介石的世界观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学者和政客的分野。

蔡元培的立场是民主和法治维持秩序，而蒋介石的目标则是权力维持秩序。蔡元培虽然坚定地力主清党，但他主张用温和、法治的手段完成这项使命，蒋介石等人则毫不心慈手软，掀起了一场极为残酷的腥风血雨。

鲁迅后来说，“其实像蔡先生，也还只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叹地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

鲁迅的话说得不错。“清党”运动开始后，蒋介石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势力，而蔡元培与党同伐异的蒋介石之间，很快就因政见、作风不同而疏远，以至于对立起来。

看错了蒋介石

在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最初两年里，蔡元培基本上继续站在国民党新右派一边，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清党”事业。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操纵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发表了演说。他指责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受共产党妨害”和俄国人操纵，应予取消。6月19日至21日，又与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等随蒋介石参加与西北军阀冯玉祥商讨联合清共的徐州会议，并在这年9月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的“宁汉合流”。蔡元培与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谭延闿5人在合并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中被列为常务委员。

这一期间，蔡元培继续积极地支持蒋介石。由于肃清共产党人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战场与孙传芳部的数次交战中屡屡失利。在国民党内派系的权力纷争中，新的政治强人蒋介石不得不以退为进宣布下野。蔡元培与胡汉民、吴稚晖等人即联合通电，声明与蒋介石同进退，同时辞职。

在随后的宁汉谈判中，蔡元培与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针锋相对，他联合张静江、李宗仁、吴稚晖、李石曾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弹劾汪精卫，指斥汪精卫口是心非、阻碍清共。

蒋介石的下野当然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并未失去江浙财团和国民党黄埔系军官的支持。1927年12月10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通过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部司令的职务。身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即发表拥蒋宣言，他在南京向新闻界说，蒋介石“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巨，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随后蔡元培又与国民党军政首领们一道去南京车站迎接蒋介石复职，并在欢迎会上发表讲话称，蒋介石“与本党历史甚深”，蒋的复职，“不独北伐可以进展，而一切困难问题，亦可解决。”

在当时的蔡元培看来，蒋介石是国民党中可靠的老同志，又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者，只有支持蒋介石这样年富力强的领导者才能完成北伐大业、进而完成统一中国的革命事业。

但是，空前惨烈的清党大捕杀，让蔡元培对蒋介石等人的作风产生了不满。蔡元培虽然力主清党，却绝不主张举起屠刀滥杀。让蔡元培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更为不满的是蒋介石日益显露出的独裁倾向。渐渐地，蔡元培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

1928年9月，蔡元培以在国民党《三民半月刊》第1卷第4期发表《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一文告诫国民党当局在反共的同时要谨防出现法西斯主义货币，指出“若口唱三民主义，而精神上不是法西斯，便是波尔雪维克（即布尔什维克），那就是孙先生的罪人了”。[68]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的中常会再次推蔡元培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兼任监察院院长。蔡元培感到，这个任命实际上是出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他不愿去趟这个浑水。在10月13日写给吴稚晖的私函中，蔡元培写道，“此次国府委员名单及院长与主席人选，完全由先生及张、李两先生提出，诸先生不避嫌之勇气，固为可佩，然未免太露骨，如留弟一人，立于半超然之地位，仍亦不为无益”。他建议让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且同样老资历的张静江来干这个职务。私下里他却对胡适说：“这时候哪有监察的事可做？”[69]

蔡元培虽然是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人物，但在党内纷争中，他没有站在中国政坛日益崛起的蒋介石一边，而是采取了他所说的“超然”态度，乃至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

1929年，蒋介石的亲信、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被国民党中的桂系免职，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发生矛盾，蔡元培作为“湘案”的查办员，反对蒋介石用武力对付桂系。调解过程中，蒋介石扣押了由蔡元培等国民党四元老邀请来南京的李济深。蔡元培知道后深为惊怒，在私下对蒋介石的行径极表反感。

1931年2月，国民党早期领导人、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因拒绝支持蒋介石的有关举措，被蒋介石扣押软禁，引发国民党内反蒋各派联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形成严重的宁粤对峙，双方剑拔弩张。

蔡元培作为南京方面的代表，与张静江、吴稚晖等赴广东居中调解。

在宁粤双方的谈判会议上，蔡元培先后担任会议主席。在双方围绕蒋介石的职位问题激烈争论时，蔡元培态度中立。时任会议秘书的程沧波回忆说：

蔡先生当时做主席，尽管李文范在那里跳，伍朝枢冷嘲热讽地骂，他坐在席上丝毫不动。……宁粤相争，尽管闹得满天星斗，但蔡先生处之泰然。这一段期间，我跟蔡先生接触很多，不但白天有接触，晚上也常到他那里。他很少谈和谈的事，也不谈现实的问题，他很超然，眼光看得很远，仍然是谈教育、谈思想、谈文化。[70]

在私下，蔡元培与反蒋的国民党内邓演达、陈铭枢来往，参与策划倒蒋活动。他们商定，看准时机在军事上占领闽粤一带，然后由蔡元培领衔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呼吁和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陈枢铭后来回忆：“其时，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择生（即邓演达）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们三人合作计划实现，定可另开一新局面。”[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