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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大的蔡元培时代（第7页）

在一次北大建校的周年纪念会上，曾经主政北大的傅斯年发表演讲，他说，蒋梦麟先生学问比不上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听罢傅斯年上面这番善意的嘲讽，蒋梦麟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段对话见于北京大学原校长蒋梦麟的《忆孟真》（傅斯年字孟真）一文。

蒋梦麟（1886—1964）是蔡元培早期的学生，曾留美十年，师从哲学家杜威，获得了教育学博士的学位。他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1919年，蔡元培离开北大，蒋梦麟成为北大实际的掌管者，1930年，他正式成为北大校长，直到1945年卸任。如果把蔡元培为北大制定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当成一座灯塔，蒋梦麟就是驾驶着北大这艘巨轮，按其指定的方向前进的一个船长或者舵手。

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10年半，而实际在校主持事务前后不过5年半。凡蔡元培不在校时，总是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校务。除了三次代行校长职务外，蒋梦麟长期以北大总务长的身份，将主要精力用在协助蔡元培进行北大的体制改革，成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得力助手。

蔡元培入主北大，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的办学方针，而将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办学方针贯彻全校并身体力行者，乃是蒋梦麟，其后是胡适、傅斯年。

七次请辞——“不合作”主义

在任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个时候，在中国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使命已经初步完成，蔡元培不再主张任何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及颠覆式的社会革命，转而赞成和平渐进式的改良。对于这时的国内政治纷争，蔡元培越来越不以党派的身份介入，而是选择以学者的身份发言。这表现出的是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倾向。

他的政治主张首先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有所区分，而绝非国民党人在北方的代表。

1916年蔡元培从法国返回中国，时值“一战”期间，这时中国主政的北洋段祺瑞政府欲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担心其借口参战而乘机发展个人势力、打击异己，对参战一事坚决反对。

蔡元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党派之见而站在孙中山一方。他认为，英、美、法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是“强权与扶助”“道德与不道德”的战争，中国应站在正义的协约国一方，而不应因党派间的政治斗争而意气用事。1917年3月3日，他与国民党的反对派如梁启超、张群励等人，以及其他著名学者一道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北京政府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断交宣战。

1917年7月，张勋复辟事件之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临时约法》，随即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段祺瑞本人的雄心也不小，他想继承袁世凯的愿望，依靠北洋的军事力量，用武力统一中国。这时他以北洋军力与孙中山领导的西南护法运动相抗衡。

在广州护法军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对峙中，蔡元培虽然在反对军阀统治、争取民主共和的立场上，与孙中山并无二致。但此时蔡元培并不赞成孙中山诉诸武力护法，他主张南北双方通过和谈实现国家统一。

1918年10月23日，蔡元培与熊希龄、张謇、王宠惠等人发起成立“和平期成会”，以超党派面目通电全国，呼吁和平统一，减轻人民的战乱之苦。蔡元培还致信孙中山，建议其放弃政治斗争，而致力于实业和教育建设，“倘于实业、教育两方面确卓有成效，必足以博社会之信用，而立民治之基础。较之于议院占若干席、于国务院占若干员者，其成效当远胜也”。[55]

1922年5月13日，由知名学者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提议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第二期上发表。这篇文章提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这就是近代中国政治领域著名的“好人政府”主张。

蔡元培等人之所以提出“好人政府”主张，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这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结果让坏人当道。主张中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由这些人组成“好人政府”，形成社会的重心、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大我”。这样一来，不必开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国就可富强起来。这种“好政府主义”体现的，实际上是自由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治理的一种美好的理想。

同时，蔡元培还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而是支持吴佩孚、曹锟提出的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职的倡议。这些主张激起南方国民党人如章太炎、张继等人的严厉批评。

但蔡元培也绝不是当权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傀儡，他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弊政进行了多次的“温和”抗争——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学人式的“不合作主义”手段。

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但是，实际上在校视事的时间不足5年半，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未获允准。我们先看看这张辞职表：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第一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8年5月21日蔡元培第二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5月8日蔡元培第三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12月31日蔡元培第四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2年10月19日蔡元培第五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第六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6年7月8日蔡元培第七次辞北大校长职。

而这七次辞职，各有原因：

第一次辞职是因为张勋拥宣统废帝复辟，蔡元培离开北京到了天津，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不过复辟闹剧只持续了12天，蔡元培于当月23日回到了北大。

第二次辞职是因为北大学生要到北洋政府请愿反对中日一个军事协定，蔡元培劝说不成，当天请求辞职。

第四次辞职是在1919年12月31日，北京的教职员们因为不满当时的教育部，全体停职罢教，他作为北大校长认为自己当然也应辞职。

第五次辞职的原因则是因为北大学生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即所谓的讲义风潮。蔡元培愤而辞职。最后，这次风潮由胡适在中间调停得以解决。

第六次辞职，缘于曾经在北大任教、时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的冤案。本来，北洋政府的司法部门因查无证据将罗文干释放。不料，时任教育总长彭允彝公报私仇，在国务院会议上提案将罗文干再抓起来。蔡元培了解罗文干的人格和清白，为了抗议行政干预司法，不与违背法治的北洋政府同流合污，遂向总统和教育部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申报》。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各方声援的舆论强烈，最终导致彭允彝下台。总统黎元洪则出面挽留蔡元培。蔡元培虽辞职不成，此后不再到校视事，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职务。而由于蔡元培的德高望重，北洋政府始终没有正式免他的职。

1926年6月28日，蔡元培从欧洲回国第七次提出辞职，仍没有获准，加上北大师生和北京九个学校的恳切挽留，又没有辞成。一直到了1927年7月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取消。

从1916年12月以来，10年间，北洋政府的总统就换了5人、临时执政1人、摄政2人，内阁总理换了30次，而蔡元培一直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写在他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这篇文章里。这篇文章的开篇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蔡元培在人格上自认不是小人而是君子，所以他知“退”。

早在1919年春天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开会时，有人发言说，现在政府哪个部门能离得开留学生，如果留学生都辞职，政府当得起吗？蔡元培则站起来说，在黑暗恶劣的时局面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退有时候比不进重要，所以他提出了“不合作”三个字。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一次次辞职，一方面是以告退的形式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一方面是抗议和示范。

陈独秀曾对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但同一时期的胡适的看法则相反。胡适认为，不合作也同样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