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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臣子难为武帝臣子更难(第2页)

张汤(?—公元前116年),西汉官员。幼时喜法律,曾任长安吏、内史掾和茂陵尉,后补侍御史。中国古代著名的酷吏,又以廉洁著称。

难得善终的丞相们

汉武帝执政时期大权独揽,在他执政的年代,最难干的工作恐怕就是丞相了:活干得多,汉武帝怀疑专权,要被拿下;不干活,汉武帝说你怠工,照样被拿下。汉武帝的丞相中,早年的卫绾因为信奉黄老学说,干活不称职,被免;窦婴因为卷入和汉武帝舅父田蚡的争斗,最终被斩首;田蚡之后在汉武帝的高压下,也郁郁而终。

之后的公孙弘,做丞相做到七十九岁,最终病故在任上。他善终的办法一是外表谦和,对汉武帝大多附和;二是比较会装,对别人的批评,经常装作虚心接受。当时直臣汲黯就曾批评他故意展示自己清廉,属于收买人心,公孙弘不但不反驳,反而向汉武帝称赞汲黯贤明。如此种种,皆让汉武帝对他颇为器重。但公孙弘其实也有狭隘的一面,对得罪过他的人,他表面称赞,暗地里却会报复,主父偃之死其实就是由他一手策划的,《史记》也因此评价他“外宽内忌”。

公孙弘死后,汉武帝本人变得越来越专断,丞相也越来越难做。公孙弘之后,汉武帝先后任命了七位丞相,其中得到善终的只有石庆和田千秋二人,其他的五位,三位在牢狱中自杀(李蔡、赵周、庄青翟),一位被处死刑(公孙贺),还有一位被灭族(刘屈氂)。表面位高权重的丞相,在汉武帝时代却真正成了高危职业。

公孙弘之后仅有一位病死在任上的丞相石庆,他保全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干,基本成了摆设。那时候汉武帝商量国家大事,都是直接召集具体官员,丞相表面品级高,却已经很少掺和了。石庆当丞相的时候,是汉武帝比较忙的时期,当时国家自然灾害不断,又在进行诸如币制改革之类的经济改革,样样大事都是汉武帝直接操纵。这种当摆设的日子,石庆自己也过得很痛苦。有一次河南发大水,汉武帝召集大臣商议,然后转头对石庆说:“我们商量国家大事,丞相你就回去歇歇吧!”这个场景也深深刺痛了石庆,第二天他就愤然递交了辞呈,要求回家养老。没想到石庆一愤然,汉武帝当场翻脸,冲着石庆一顿臭骂:“最近国家大事这么多,你做丞相的消极怠工不干事也就算了,居然还想跑路溜号,你还有没有点责任心了?”吓得石庆连连叩头求饶,把辞呈收回去才算完。从此之后,石庆就彻底老实了,每天尸位素餐,小心翼翼,三年后病故在任上。他的遭遇也是汉武帝后期大部分丞相的遭遇:干活皇上来,黑锅丞相背。

汉武帝的丞相不好干,以至于有些人还没干丞相,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抗匈名将公孙贺就是其中之一。石庆死后,汉武帝任命公孙贺为丞相,结果他连连叩头,哭着喊着不愿干,最后被逼无奈只得接受。从当上丞相第一天起,他就惶惶不可终日,但祸事还是躲不过。很快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因为挪用公款,外带和公主私通,东窗事发后连累全家,刚做了不到一年丞相的公孙贺也被株连问斩。

汉武帝后期的丞相获罪大都比较冤,唯独倒数第二任丞相刘屈氂不冤。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也是西汉历史上第一位皇族出身的丞相。他做丞相时期做得最出格的事情,就是几年如一日地陷害太子刘据,特别是利用江充大搞巫蛊案,最后把太子刘据逼得起兵,并落得兵败自杀的下场。但第二年,这件公案就水落石出,刘屈氂被判腰斩,家族也遭灭顶之灾。

在“巫蛊之祸”早期,让太子刘据真正下定决心起兵的是他的老师石德。当时酷吏江充借助巫蛊案,矛头直指太子,并大肆诛杀无辜,连已故大将军卫青的三个儿子都被逮捕。危急之下,石德劝说刘据道:“现在皇上病重,江充胡闹,如果不及时制止的话,恐怕会酿成大祸啊!太子你想想,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是怎么死的。”就是这句话深深震撼了刘据。为了不做扶苏,刘据下定决心干一票。可石德太形而上了,汉武帝不是秦始皇,刘据也不是扶苏。刘据起兵失败后,石德也被贬为庶民。

在刘据被诛杀后,汉武帝一度对这个儿子恨到了极点,甚至给他加了个“戾太子”的封号。对这个案子的真相,朝野上下一度全都失语了,最后大胆上书鸣冤的,却是一个叫田千秋的小郎官。他劝汉武帝的方法也很讲技巧,在奏折里说:“天子的儿子调动了天子的兵马,打一顿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杀了呢?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梦见的一位神仙向我说的。”没想到,就这简单的一句话,就令汉武帝老泪纵横。事后他接见田千秋,对他深情地说:“父子间的事情,外人是很难插嘴的。你敢于向我表明太子的心迹,这一定是高祖保佑,派你来辅佐我啊。”结果田千秋一路升官,几个月后刘屈氂伏法,他就接替成为丞相。

这是继主父偃后西汉官场的又一个奇迹。一个没有任何功劳、任何建树的人,仅凭着一封信,就立刻成了丞相。如此场景,别说汉朝百官不接受,匈奴也极其不待见。得知消息的匈奴单于甚至对汉朝使者嘲讽地说:“原来你们汉朝皇帝选丞相,也不是唯才是举啊!写一封信就可以当丞相,这太容易了。”使者把这番话转达给汉武帝,气得汉武帝差点把使者剁了。

被匈奴人低估的田千秋,其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没有任何施政经验的他,当的却是汉武帝时期最难做的丞相。当时国家连年战乱,经济疲敝,外加汉武帝本人年老体衰,经常想一出是一出。身为丞相的田千秋,为汉武帝提出了“施恩惠,缓刑罚”的奏议,并力主休养生息,恢复民力。汉武帝过世后,他作为辅政重臣,与霍光一起辅佐汉昭帝。汉武帝后西汉的又一盛世“昭宣中兴”,他其实居功至伟。汉武帝临终前,给他的封号是“富民侯”,即希望他这个丞相能够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汉武帝的希望。

田千秋(?—公元前77年),又名车千秋,西汉大臣,战国时田齐后裔。原为高寝郎,供奉高祖陵寝。“戾太子”刘据因江充谗害而死,田千秋上书诉冤,汉武帝感悟,擢用为大鸿胪,数月后任丞相,封富民侯。为人谨厚持重。昭帝即位,受遗诏辅政。

卜式

汉武帝时期也是经济学家辈出的时代。除了经济改革家桑弘羊外,另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就是牛羊商人出身的卜式。他不但是商人出身,而且是个白手起家的励志人物。他的家庭原本也是经营畜牧业的小康之家,但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里还有母亲和弟弟。有弟弟,也就意味着有了财产纠纷,家里闹分家,弟弟总想多分点,母亲疼爱小儿子,也向着弟弟。身为长子的卜式却不计较,他干脆大手一挥,把父亲名下的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弟弟和母亲,自己仅带着一百多只羊分家另过。当时邻居朋友都笑话卜式傻,但分家没几年,卜式就迅速发家,成了当地的畜牧业大户,名下的牛羊多达上千头,而且还买了大宅子,成为河南当地有名的富户。

他能发家,是因为在牛羊的饲养上很有心得,特别是对草料的配比和饲养时机的把握,都有一套自己的学问。他的牛羊比其他商户长得快,也更膘肥体壮,因此求购者云集。另外,他的经营手段也很有意思。当时的牛羊交易一般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羊,但卜式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做买卖的时候,首创了“后付费”政策,即前来求购的商户如果手中的钱不够,可以先行支付一部分,余下的部分可以在之后补足,但附带的条件就是,按照滞后支付的日期,需要再额外加付相应的利息。特别是对于那些经济条件有限的自耕农家庭,卜式更推出了“白给”政策,即前来求购的普通农户,可以不用支付一分钱就带走牛羊,然后在年尾偿还欠款并交付利息。如此一来,虽然卜式的牛羊价格比其他人要高得多,但是大部分人都买得起,市场非常大,客户也比其他人多,发展的速度自然也极其快。

卜式不但是个成功的商人,还很爱国,挣了钱就热心于回报社会。当时汉朝反击匈奴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国家花钱甚多,卜式上书汉帝国,表示愿意捐赠自己一半的家产,帮助朝廷抗击匈奴。这份奏章令汉武帝本人也震惊了。当时的汉武帝正为富商们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的事情大伤脑筋,像卜式这样不但不坐地起价,反而给国家送钱表忠心的,之前从没见过。按照汉武帝的想法,这人要么昏了头,要么另有目的。偏偏丞相公孙弘也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眼看卜式表忠心,自然要趁机下药。他说卜式此举恐怕“非人情,不轨之臣”,也就是说卜式这么做是别有用心的。因他的下药,卜式满怀忠诚的奏疏不了了之。对卜式的行为,汉武帝本人也深感疑惑,他曾经派使者去见卜式,问卜式这么做究竟为了什么。卜式的回答掷地有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但生性多疑的汉武帝,到底不相信卜式有这么高的觉悟,因此还是没搭理他。

卜式得到汉武帝的重用,是在一年后。匈奴打了败仗,浑邪王率众归降大汉,朝廷不得不花大量钱财安置流民。卜式得知后,主动拿出二十万钱给河南太守,用来安置百姓。此事被汉武帝知道后,他终于相信了卜式的耿耿忠心。为了表彰卜式的功劳,他又封赏了卜式十二万钱。刚刚“出血”的卜式不但分文不受,反而把这些钱又捐给了朝廷。然后卜式又利用自己在商界的影响力,不辞劳苦走访各家商贾,苦口婆心劝说他们出钱资助朝廷。一番奔走之下,竟然又给汉帝国募到了一百多万钱的赈灾款。汉武帝自然大为欣赏,他立刻任命卜式为中郎将,赐十顷地,并且把他的事迹昭告天下。但卜式的觉悟高,汉武帝赐予的土地,他推辞不要;汉武帝给予的官职,他更是推托不受。捐完钱后,还是安安心心在河南养羊。而且他对汉武帝的使者推托说:“我这个人没别的本事,就会养羊,所以当不了官。”汉武帝知道后,回答也干脆:“我找你当官,就是让你给我养羊的。我的上林苑有很多羊,足够你养的。”这样,卜式再也没有借口推托了,他爽快地接受了汉武帝的中郎将官职,去汉武帝的上林苑干他的老本行——养羊。

卜式,生卒年不详,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汉武帝时,上书朝廷,愿将一半家财捐公助边,后又以二十万钱救济家乡流民。后拜为中郎将,仍布衣为皇家牧羊于山中。先后任齐相、御史大夫。

当了官的卜式,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根本不像个官。当中郎将的时候,他每天穿着破衣麻服亲临工作第一线,为汉武帝兢兢业业地养羊。因为羊养得好,他官位节节攀升,先做偃师县令,又做齐王的太傅,到后来高升为齐国的国相,行使起了汉帝国最富庶的齐地的行政权力。但是这段时间,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和汉武帝的一段对话。当时汉武帝看到卜式养羊养得好,心里很高兴,便请教卜式究竟用什么办法来养羊。卜式的回答是这样的:“第一是要按时照料羊的起居;第二是要实行淘汰政策,把那些劣等的羊淘汰出去,留下优等的,也就是说不要重视数量,而要重视质量。”汉武帝听着和听天书一样,但卜式下面的一句话却让他醍醐灌顶:“养羊如此,治民更如此!”汉武帝一下子对卜式刮目相看:这个外表朴实憨厚,自称除了养羊什么都不会的牧羊人,很有可能是一位治民的大贤。所以,才有了卜式官位的节节高升,从放羊人直做到封疆大吏。

卜式的养羊理论看着很普通,但针对汉帝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很实在的。卜式认为,养羊就像治理老百姓一样,两者的共同点就是:羊是要养的,老百姓也是要养的。羊要养得好,就要给予羊充分的照料,更要给予羊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老百姓要想富足,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老百姓足够的发展空间,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其实他在经营畜牧业的时候,之所以要搞赊账,搞后付款,就是因为客户的购买力也是需要去培养的。只有客户有了钱,才能买你更多的羊,生意才能好。而国家的生意要想好,关键因素也在于老百姓要有钱。这就是他的“养羊如养民”理论。这条理论在西方也出现过,比如西方近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尔克斯的“市场培育理论”认为,如果想在市场中赚钱,就必须要培育购买力。西方现代国家的福利政策也正是基于此而展开的,但卜式的理论却比他们早了近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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