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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大帝 是明君也是暴君（第2页）

汉武帝解决财政困难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公元前120年由桑弘羊主持的“盐铁官营”改革，即把利润最大的盐铁行业收归国有。主要内容有四：第一，将煮盐、冶炼的营业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补充赋税；第二，由官府招募盐户，发给煮盐器具和生活费用；第三，严查各地私自经营盐铁的事情，用铁腕手段打击；第四，国家在各地设立铁官，管理铁器专卖事务。

从此以后，盐铁官营在全国推广开来，仅在当年，就迅速为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史载“以亿万计，皆盐铁之福也”。就在盐铁官营的第二年，汉武帝以倾国之力北伐漠北，取得了斩杀匈奴近十万人，并迫使匈奴狼狈北窜的赫赫功业，这笔军费开支的大头，正是拜盐铁所赐。

汉武帝另一项重要经济改革就是改革货币。同后世的封建王朝一样，西汉帝国建立后的货币政策也同样不成熟，从建国早期就制定得极其粗简。汉武帝时期流通的货币，可以说五花八门，既有中央发行的货币，也有地方诸侯国发行的货币。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南方的吴国等诸侯国，就有私人铸造货币的权力，后来虽然经过“七国之乱”，诸侯势力遭到严厉打击，诸侯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但是诸侯私自开采境内铜山，并用以铸造货币的事情屡禁不止。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货币的另一问题就是假币泛滥。汉朝早期的货币外形简单，容易仿造，外加对山泽矿场限制比较少，不要说诸侯贵族，就是普通的不法商人，也可以很容易地仿造出以假乱真的钱币。货币驳杂的结果，就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首先下诏，铸造鹿皮币，作为国家的通用货币。所谓鹿皮币，就是货币上有皇家园林的白鹿皮。这种白鹿皮属中央皇室专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伪造都没地方。特别是地方诸侯国要想铸钱，就必须向中央购买白鹿皮，每块白鹿皮明码标价：四十万。如此一来，地方诸侯丰厚的金钱储备，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央。

从此之后，地方诸侯国铸造货币的特权被彻底取消，货币发行与铸造权被牢牢掌控在政府的手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一步。

汉武帝在位时的一个政治创举，就是首创了十三部刺史，每个刺史监督一个州。监督的内容，包括调查地方官的违法情况，监督地方豪强以及地方的司法权力。这些刺史品级低微，但权力极大，与地方官相互制约，同时又不能干涉地方行政事务。这样做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原本一人之下的丞相，权力因此弱化。而管理十三部刺史的御史大夫一职，地位却迅速上升。此消彼长的结果，就是西汉皇权的空前强化。

汉武帝在位时期，内政上的另一个重要动作，就是全国性的“严打”，打击的对象就是那些家产丰厚且横行不法的地方豪强势力，方法也极为酷烈。他任用酷吏义纵，先诛灭了河南邓县的豪强宁成一家，史载“破碎其家”，当地另两家豪强孔家与暴家也被驱逐逃亡。而后义纵又调任定襄，把当地豪强四百多人处死。另一个酷吏王温舒，任河内太守的时候，以“打击豪强”的名义，将治下数千户人家逮捕，家产全部没收，主犯统统处死。如此大案，从抓人到杀人抄家，他仅用两天就全部完成。当时的河内郡，居然血流数千米。

汉武帝在位时期，曾三次把各地的豪强强制迁移到关中地区居住。这些被迁到关中的移民，少数被酷吏处死，多数都成了安居关中的百姓。汉朝军队的兵源，也相当多来自他们。

移民对汉武帝及其身后帝王的另一个贡献是，这些移民中，涌现出了颇多杰出的政治家。比如汉武帝执政时期最后一位丞相田千秋，汉昭帝时期名臣田延年，以及杜周、张畅等西汉名臣，都是关东移民出身。

汉武帝时期，还出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个人所得税政策——算缗。所谓算缗，是要求工商业者将自己的财产上报，然后政府通过核算其财产，向其征收个人所得税。

在汉武帝时期的政策里，大商人以每四千钱财产作为一算征收赋税，普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以两千钱为一算征收赋税。甚至各地的车马、船舶，也都要被看作财产，征收个人所得税。从政策上可以看到，越穷的，交得越少，越富的，交得越多。附加政策“告缗”，说白了，就是鼓励检举揭发：凡是有商人隐瞒财产逃避个人所得税的，只要有人检举揭发，一经查实，不但犯法者要被没收财产，处以重罪，告密者还可以得到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也就是说，在汉武帝时期，哪怕你是个穷光蛋，只要检举揭发告准了，一夜暴富绝不是天方夜谭。

汉武帝在位时候的一大败笔，就是他笃信仙术，寻求长生不老，经常被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士忽悠，忽悠过他的方士主要有三个。

一是李少君，此人跟汉武帝吹牛说，自己已经练成了长生不老，并且能为汉武帝炼长生不老仙丹。汉武帝给他大笔赏赐，并命他去蓬莱仙岛求仙，结果神仙还没求来，自称长生不老的李少君就先病故了。

二是少翁，他跟汉武帝吹嘘说，只要汉武帝能修建出同神仙的宫殿一样的宫殿，他就能给汉武帝请来神仙。汉武帝不惜血本，修好了华丽的甘泉宫，可神仙并没有请来。在汉武帝的连番催问下，少翁急中生智，故意在玉帛上写了一幅字，再把玉帛给牛吞下，然后他装神弄鬼，假装测算出牛肚子里有天书。谁知这次聪明反被聪明误，从玉帛上的破字里，汉武帝认出“天书”有假。穿帮的少翁，也就被汉武帝秘密处死。

三是栾大，他跟汉武帝吹牛说，自己和神仙关系好，只要派自己去东海求神仙，肯定随叫随到。结果，栾大带着从汉武帝处骗来的钱，在东海边溜达了一圈，就假模假样地回去复命了。可他万万没想到，此行汉武帝早已派人跟踪，一路下来，把他的把戏全查清了，回来复命的栾大还没等着继续海吹，就被汉武帝拉下去砍了头。

即使如此，汉武帝依然执迷不悟，直到去世前两年的公元前89年，他才对大臣感叹说：“我当年愚昧，居然认为这世界上有神仙。其实世界上哪里有神仙啊，只有一些装神弄鬼骗人的妖怪罢了！”

汉武帝执政晚期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全国流民四起，国家可用来征税的户口减半。仅在元封年间，中原地区的流民总数就已高达二百万。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自然灾害不断，二是国家内外开支激增，百姓负担加重。汉武帝个人对此也极为关注，他在封禅泰山的时候，就专门为流民问题下过诏书。在这份诏书里，他下令大赦天下，并且对流民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在说起流民产生的原因时，汉武帝却认为，这是因为地方官不称职，为了个人利益加重百姓负担造成的，对自己的施政责任，他当时并未自省。

公元前99年，山东地区爆发了西汉开国后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泰山农民起义。这场起义波及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三省，起义军分散为大小数十支，他们攻掠州县，杀害郡守，先后有两位郡守被杀。这场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此后直到汉武帝过世，西汉王朝的农民起义一直未停。

汉武帝晚年的最大冤案，就是发生在公元前91年的“巫蛊之祸”。太子刘据因被汉武帝的宠臣江充诬陷谋反，愤然起兵诛杀江充，事后遭被蒙蔽的汉武帝镇压，结果太子的母亲卫皇后与太子刘据相继自杀。

这场事变，也是汉武帝晚年蒙受的最大精神打击，而导致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后人通常归结为汉武帝宠信酷吏，疏远太子。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长期以来，太子刘据就和汉武帝分歧颇多，比如在执法上，太子刘据以宽厚为主，经常纠正汉武帝的严刑峻法，赦免犯人。《汉书》上更是记录：当时大臣中以仁厚著称的臣子们，都和太子交好，而以执法严苛著称的官吏，则大都与太子交恶。对太子本人，汉武帝其实颇多器重，他自己就曾对卫青说：“我现在采取这样的政策，那是为了消灭匈奴的威胁。如果后人再像我一样，那肯定会走上秦朝灭亡的老路。太子敦厚仁慈，将来一定是合格的守成之主。”

刘据（公元前128年—公元前91年），汉武帝刘彻长子，卫子夫所生，又称卫太子。年近而立的汉武帝因得子而兴奋异常，公元前128年三月，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公元前122年，时年六岁的刘据被立为太子。后因“巫蛊之祸”发动兵变，事败自杀。事后，他被汉武帝赐谥号为“戾”，史称“戾太子”。

然而卫青过世后，说太子的坏话，居然成了汉武帝身边许多人的“流行时尚”：太子进宫觐见母亲卫皇后，事后汉武帝的宦官苏文就打小报告说太子和宫女在调情；汉武帝生病，命宦官常融去请太子来，结果常融造谣说：“太子听说您病了，竟然面露喜色。”几十年里，太子母子就生活在谣言的包围中，父子之间的隔阂猜忌早已种下，“巫蛊之祸”不过是个大爆发罢了。

太子刘据自杀身亡后，愤恨儿子反水的汉武帝给刘据加上了一个“戾太子”的封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冤案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真正为汉武帝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是一个叫田千秋的小郎官。公元前90年，田千秋大胆上书，为已故太子刘据鸣冤。事后汉武帝诛杀了江充三族，并把参与陷害太子的丞相刘屈氂灭族。而另一位参与谋害太子的大将军李广利正在外征战，闻讯后又逢兵败匈奴，遂借机向匈奴投降，最终却被匈奴人杀害。愧悔万分的汉武帝在太子葬身的河南三门峡地区修思子宫，来表达对儿子的纪念。但对蒙冤的儿子，汉武帝一直到死都未给予平反，一直到十六年后，太子的孙子汉宣帝刘询登基，才正式为太子平反昭雪。

拒绝为儿子平反的汉武帝，晚年却对其他许多事情改弦更张。比如他在公元前89年下《轮台诏》，宣布停止对外战争，把重心转移到与民休息上来。这以后的两年里他做的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就是在全国推广新型农业耕作方式——代田法。这种新型农业技术从此在全国推广，中国的农业生产也因此迅速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