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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 繁荣初现与七国动乱（第2页）

汉景帝登基后厉行削藩，削弱诸侯威胁，从根子上说，还是为刘邦时期的分封制埋单。西汉立国的时候，全国一共有五十七个郡，其中由诸侯控制的，竟然达到了四十二个。作为中央政府的汉帝国，却仅仅掌握着十五个郡。西汉中央政府实际掌控的地盘，也就仅仅包括秦国时期的关中、四川地区，以及河南和河北的部分地区。也就是说，所谓的西汉中央政府，按控制区域论，只不过是一个实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而已，摆着“天子”的名分，国家力量却有限得很。

对汉景帝削藩政策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他的老师晁错。从汉文帝执政时期开始，晁错就是削藩论的坚决主张者。从汉文帝晚期开始，晁错上奏疏论述最多的就是此时尾大不掉的诸侯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朝野里许多有识之士达成了共识，比如和晁错不和的袁盎，也曾忧虑过诸侯问题。但是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主张采取徐图缓进的政策，利用诸侯国内部的矛盾，温和解决这个问题。

公元前155年，晁错正式向汉景帝上了《削藩策》。这个政策的内容石破天惊，它指出，如今诸侯国中的吴王、楚王等人的封地，已经几乎占有了汉帝国一半以上的国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实行严厉的削藩打压政策，将这些诸侯国的地盘，缩减到大约一个郡的面积。

如果按照这封奏疏的内容办，那么此时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将失去他五分之四的地盘；势力其次的楚王，也将失去五分之三的地盘。没了地盘的诸侯，不和朝廷玩命是不可能的，如此强硬的措施，不引起反弹更是不可能的。

甚至晁错自己也预见到，他这样做，势必将引起一场大规模的诸侯叛乱，但他在奏疏里告诉汉景帝了，吴王刘濞素来就有反心，削藩他要反，不削藩他迟早也要反。他现在造反，危害要比等他强大了再造反要小得多，所以，削藩刻不容缓。

同样预料到诸侯叛乱的汉景帝，在“七国之乱”爆发前，其实也做了很多准备，一是往各路诸侯国派驻中央命官以及巡查御使，这些人的存在，使中央可以及时掌握诸侯国的动向；另一个重要动作，就是加紧分化拉拢诸侯国。

在当时的各路诸侯国中，还有八个诸侯国是坚决站在汉帝国中央一边的，包括梁王、代王、河间王、临江王、淮阳王、汝南王、广川王和长沙王。这八个诸侯国之所以支持中央，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中央的削藩政策，而是他们的血缘与汉景帝刘启太近，其中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代王是汉景帝的亲侄，其余的六个王爷，都是汉景帝的儿子。

对于他们来说，削藩固然损害自己的利益，但是一旦吴王刘濞夺权，那么等待自己的就将是灭顶之灾。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也只有把自己捆绑在汉帝国中央政府的战车上。

对这八个诸侯中实力最强的梁王，汉景帝给予大量的经济和武力支持，并且帮助他重新修缮梁国重镇睢阳的城池。结果在“七国之乱”的关键时刻，正是这座坚城的殊死抵抗，为西汉王朝扭转了战局。

挑动“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在造反之前，就是一个实力非常强劲的诸侯。他的属地包括东阳郡、彰郡、吴郡，一共有五十三个县城，这个规模，即使放在战国时代，也超过了当时大国赵国、燕国等国的国土面积，俨然一方豪强。

而且刘濞不但有土地，更有资源，他所统辖的吴国，有两样当时绝对暴利的资源，一是盐，二是铜。盐是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是必须买的，谁有了盐，谁就有了庞大的财源；而铜更不简单，铜是当时铸造货币的主要用材，有了铜，也就意味着可以随时铸钱，想要多少钱，去铸就可以。当时吴地所管辖的漳县，有整个西汉最大的铜矿。

当时的吴王刘濞，就是一个掌握着绝对优势资源、腰杆子很硬的诸侯。在汉文帝晚期，吴国境内的军队，总数最多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人，这个规模不但在当时的诸侯国中无人可以匹敌，甚至西汉中央军与之相比也不占太多优势。有钱有资源又有兵的刘濞，此时已经是西汉帝国的大敌。

刘濞造反的准备工作，也是既漫长又细致的。早在汉文帝晚期，他就已经和各路诸侯王串联，尤其是他和楚王一脉早就结成了共同进退的战略同盟。当时的楚王拥有城池四十多座，楚国的国土基本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故地。楚国虽然没有吴国富庶，但地盘广大、人口众多，且山越部落林立，一旦发生战争，最多的时候可以招募到百万大军，作战潜力极其巨大。

楚国和吴国之所以结盟，除了因为削藩动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还有一个原因是两家血缘上的亲近。和其他诸侯国都是刘邦直系子孙后代不同的是，楚王和吴王都是作为刘邦的侄儿获得诸侯身份的，在刘姓宗族中，他们属于旁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要走到一起。

刘濞的另一个举动，就是联络齐地诸侯，刘濞拉拢了齐地中实力最强大的胶西王刘卯，相约推翻汉帝国后“平分天下”。他先后交通串联的，一共有十四个诸侯王，如果以国土面积论，这时候和刘濞结成“统一战线”的诸侯，其地盘已经远远大于汉帝国的实际统治区域。实力的对比，俨然枝强干弱。

刘濞（公元前215年—公元前154年），西汉诸侯王，汉高祖刘邦侄，封吴王。在封国内扩张势力，后来因汉景帝刘启采纳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王国封地，于是以诛晁错为名，联合楚、赵等国公开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被周亚夫击败，兵败被杀。

由吴王刘濞牵头，有七个诸侯参加，爆发于公元前154年的诸侯王叛乱，史称“七国之乱”。而事实上，按照刘濞之前的计划，这场叛乱本该是“十四王之乱”，但本来约好叛乱的一些诸侯中，淮南王和济北王因其臣下主要都是亲汉势力，拒绝执行王命，因此无法参与；燕王和城阳王属于首鼠两端的角色，在没有弄清楚力量对比前，他们也选择了按兵不动；庐江王和衡山王，则是因为和吴王刘濞有矛盾，不甘心居于刘濞之下，因此最后也没有买账；齐王本来准备参加，但齐王刘将闾原本是刘肥的正宗，早就不甘心居于胶西王之下，也不愿意受其节制，而且齐王的属下，多为主张“大一统”的儒生，他们也拼命阻挠。偏偏这时候，叛乱的胶西王又贸然攻打齐王，两家窝里反，自己先打了起来。

汉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早期，做的最为人诟病的事情，就是杀害力主削藩的重臣晁错。这件错事，按照后来许多文人的结论，是汉景帝“以退为进”的谋略。即明知晁错忠心的情况下，忍痛将他杀死，从而为平定叛乱赢得时间。

但事实上，当时汉景帝已经是平叛之心大沮，在杀掉晁错后，他曾经问从前线归来的使者邓公：“闻晁错死，吴楚罢不？”可见当时的汉景帝已经打算息事宁人，求得一时太平。但是邓公的回答却给了汉景帝当头一棒：“吴为反数十岁也”“其意不在错也”。这才让汉景帝彻底明白了刘濞的用心。

刘濞自己的话更表达了态度，他狂妄地自称“我已为东帝”，夺取天下之心，已昭然若揭。

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由于汉景帝委任名将周亚夫挂帅，仅用三个月就被平定下去。惨败的吴王刘濞逃到东越，被东越人砍了脑袋向西汉王朝请功。

事后，汉景帝开始了对诸侯们的清算，株连极广，不光参加叛乱的诸侯遭到了严惩，那些曾经与吴楚勾连，甚至在叛乱过程中观望的诸侯，也都遭到了追查乃至清算。比如在“七国之乱”中临阵变卦的齐王刘将闾，他在叛乱爆发时临阵倒戈，对于汉帝国平定整个叛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他毕竟参加了吴楚的同谋，因此功不抵罪，最后还是落了个自杀谢罪的下场。至于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了楚国得到保存，另立楚王之外，其他的诸侯国，皆被汉帝国改成由中央直接掌控，这就意味着汉帝国正式确立了对诸侯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

即使是得到保留的诸侯国，其实力也大大缩水，原来拥有的地方军权被中央收回，赋税也被中央派驻的官员掌握。而晁错生前力主的削藩政策，也继续大力推广起来。

就在“七国之乱”结束后不久，在战乱中持观望态度的燕王和城阳王，就被削去了大片土地，特别是燕王原来据有的辽西地区，被划成了汉帝国的直属郡县。正因获得了这个郡，汉帝国才得以从东到西建立起防御匈奴的完整阵线。后来的汉匈战争中，汉军收复河套草原以及夺取河西走廊的战争里，辽西郡都起到了对匈奴主力的牵制作用。

汉景帝一生推行的诸多政策，大都是对其父汉文帝政策的延续。典型的有两个，一是继续修订刑罚，在汉文帝改肉刑为杖责的前提下，减少杖责的数量，以减轻刑罚；二是推广马政，不但鼓励民间养马，更广设官方马场。汉景帝时期是西汉养马业勃兴的时代，仅官方豢养的战马，总数就高达四十万匹，国家骑兵力量大大增强。

汉景帝的另一项成就就是发展教育，尤其是他任用学者文翁出任蜀地郡守，在四川地区试点官学，并从此推广全国。中国的政府办学，正是从此开始。汉景帝在位期间，郡一级的学府遍布全国，中国的文化教育从此蓬勃发展。这一举措，也被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沿用。

被认为推行仁政的汉景帝，却也有一项被人诟病的“劣迹”——重用酷吏。他所信用的司法官员郅都、宁成、周阳都是以执法严苛著称的。通过任用这些人，汉景帝不仅打压诸侯宗室，更严厉打压地方豪强。他效仿刘邦的做法，以修建阳陵的名义，将许多地方豪强迁移到关中地区，以弱化、分散他们的力量。他所信用的酷吏们更是六亲不认，就连汉景帝的长子——废太子刘荣，也是死于酷吏郅都之手。

汉景帝在位时期最烦恼的事情，就是继承人问题：到底是让儿子接班，还是让弟弟接班？汉景帝的亲弟弟梁王刘武深受窦皇太后宠爱。“七国之乱”爆发前，为拉拢梁王，汉景帝一次饮宴时酒后失言说：“我过世之后，要传位给梁王。”幸亏参事窦婴赶快接话茬说汉朝的制度一向是传位给儿子，怎么能传给弟弟呢，汉景帝这才猛然警醒。

“七国之乱”平定后，梁王又走太后的门路，要汉景帝传位给他。大臣袁盎拿出春秋时期宋国因为王位传承制度不明，导致五代相残的典故，总算把窦太后说服。

关于继承人的问题，有两个热门人选，一是皇长子刘荣，二是皇十子刘彻。皇十子刘彻最终能够战胜皇长子刘荣成为太子，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英主汉武帝，除了他的母亲王美人的精明算计之外，同样也因他自己的天资聪慧。

《汉武帝内传》里说，刘彻三岁的时候，一次汉景帝把他抱在怀里，问他：“你愿意做天子吗？”刘彻回答说：“这事儿儿子说了不算，是老天爷说了算。我只愿意每天陪在父亲身边，和父亲一起玩耍。”聪明的回答让汉景帝赞叹不已。

而青少年时候的刘彻，给汉景帝最大的印象就是他的博闻强识。他读书习字，悟性都比别的皇子好得多，历代先贤的典故，他不但烂熟于心，且经常能有独到的见解，这一切，都无疑增加了他在汉景帝心中的印象分。

汉景帝过世于公元前141年正月，享年四十七岁。继承他帝位的太子刘彻，登基的时候才十五岁。临终前汉景帝最担心的就是儿子能否当好这个皇帝。他临终前给儿子刘彻的遗言是：“人不怕他无知，就怕他狡诈；也不怕他不勇敢，就怕他残暴。”另外，做皇帝最重要的，一是要“知机”；二是要“知止”。可惜，其子汉武帝刘彻一生的执政成就，按照司马迁的话说，最大的错误恰在于“不知止”，无论是北伐匈奴，还是各类大功业，最终都过度使用了民力，导致民生凋敝，这也恰印证了一句话：知子莫若父。

临终前的汉景帝，努力给儿子清除各种执政障碍，为此引出的最重大事件，就是害死了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周亚夫。

当时已退休的周亚夫，得罪汉景帝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汉景帝废除太子刘荣的时候，周亚夫坚决反对；二是汉景帝册封刘彻的舅舅王信为侯爵的时候，周亚夫同样坚决反对。这两件事，把爷儿俩全都得罪了。

对周亚夫，汉景帝也摆了道“鸿门宴”。一次他特意宴请周亚夫，宴会上故意叫侍从拿掉周亚夫的筷子。周亚夫见状，大摇大摆地命侍从给自己取筷子。如此飞扬跋扈，也最终激起了汉景帝的杀心。

不久以后，周亚夫被告发谋反，并从他家里搜出了预备给自己陪葬用的五百副盔甲。周亚夫解释说，这些东西都是给自己陪葬用的。结果廷尉署立刻抓住了罪名——周亚夫就算活着的时候不造反，死了到了阴曹地府，同样会图谋造反。闻知这个荒唐的罪名，牢房里的周亚夫吐血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