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开手,妈妈深吸一口气抬头看我,眼圈已经红透了,但依然没哭。
“那段时间我每次洗澡都会把全身狠狠地搓一遍,搓到皮肤发红,有时候搓到肩膀和腰上一道道的红印第二天还消不掉。我觉得自己脏。”她说这话时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干净利落地咬了出来,像是在说一件自己需要直面的旧伤疤,而不是在博同情。
她说在邓华第二次提完要求之后,她每天尽量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锁上门,拉上窗帘。
她不想看到学生在走廊上的笑脸,不想在教师办公室偶尔被年轻同事们讨论时被人问一句“刘老师你今天脸色不太好”。
她怕邓华来敲门,也怕别的学生来讨教问题时看到邓华从自己办公室走出来。
还有更复杂的一种怕——她不让我晚自习后在教室等她,那段时间她老让我先回家自己泡面吃。
不是她不想面对邓华,是不想面对我。
她怕我看到她脸上那种被反复强迫表演后残留的痕迹,怕我看出问题。
所以她一直躲着邓华,也躲着我。
她没有说邓华到底让她做了什么。
没有描述内容,没有细节,只是垂着眼,抓住围裙下摆死死往下按,那个动作已经把她说不出口的东西表达得比任何陈述句都更尖锐。
“这么说,那次的药也是?”我怀着不确定的语气试探道。
妈妈低着头,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她当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药:“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知道那次不可能有怀孕的风险,但我不敢赌。”
三月底月考后的那个周日早上,妈妈借着买早餐的机会去药店买了那盒药,在收银台前站了五分钟才鼓起勇气付钱。
回到家之后她对着药盒看了很久,最后还是吃了。
不是因为需要,是因为恐惧。
恐惧让她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来确认还有控制权。
第三次月考是五一假期前四月底那次。
这次之前,妈妈发现自己办公电脑被人动过,有些隐藏文件被复制过的访问时间戳不对头。
起初她以为是杨芳开玩笑,在月考之后专门去问过一次,杨芳断然否认,还笑她疑神疑鬼。
后来她改了密码,换了桌面图标保护方案,以为安全了。
邓华还是偷到了那次月考英语卷子,只是他的其他几科考砸了,把总分拉到第二,第一是我。
她从那时断定偷卷子的人就是邓华,因为只有偷了卷子又被别科拖后腿的人才会从第一掉到第二,偷英语的人考英语满分也只救不回数学。
妈妈说知道有人偷试卷这件事是今天上午才完全锁定的,她花了一整天,不,也许更久,好几个午休都泡在教务系统里拉数据,把教务系统后台的学生成绩找了出来,又把走廊监控的调取时间和办公室电脑的开机时间窗一一核对过。
整个过程是从她今天上午看到邓华走向考场的那个背影开始收尾的,把最后一组证据链锁死。
她把那沓资料从餐桌下面的抽屉里拿出来,铺在我面前的桌上。
监控截图打印在A4纸上,上面圈着红圈的时间戳和电脑开机记录完全重合。
邓华的成绩曲线图在三月初的月考出现了诡异的上升,三月底的月考继续突出,甚至超过其他学生三四十分,别人还在因为难度的升高而被拉低了成绩,只有他成绩还在保持在几乎满分的水平。
四月底的月考,则是数学把他的成绩拖了后腿,英语成绩依旧亮眼。
“他把偷来的题只有英语。其他时间在拍视频,在群里发,在找我打卡夜跑,完成上次月考的奖励。”
妈妈用一个英语老师的专业眼神盯着桌面上那一行行从教务系统里拉出来的冷冰冰的数字,它们被时间轴串成一条尖利的折线。
她把文件夹往我面前推了一下,那只推文件的左手留在了桌面上,手指摊平,指尖朝我方向敞着,像在等人去握。
我握住她桌面上的那只手,从手指间穿过去,翻过来,把她的手背贴在自己掌心里。我没说话,只是把她整只手拢在掌心里用力地握着。
“这些事不应该你一个人扛。”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也用了很大的自制力让自己不骂出脏话,因为这口气现在不能喷在她身上,她需要的是稳定,不是愤怒,“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妈妈被这句话猝不及防地呛了一下,眼眶里蓄了好久的红终于漫到了睫毛根。
她低下头,沉默了大概几秒钟,嗓音撑不住了,闷闷的,带上很明显的鼻音。
“我不敢说,他手里有视频。我怕他说出去。我怕你在学校里被同学拿那种眼神看,‘刘老师的儿子你知不知道他妈在操场上举过什么牌子’。我更怕你对我从‘妈妈’变成……”她说到这里嗓子堵了一下,硬把后面的字吞下去又重新说了一遍,“我最怕你看到视频就不要我了,像你爸那样。”
我站了起来,从桌边绕到妈妈身后,弯下腰,从背后把她连同那把椅子和那条被她一直往下拽的围裙整个抱住了,她在围裙下几乎全裸的后背紧贴着我校服的胸口,布料被油烟和日晒烘得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