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早上,张阿姨看着他冻得通红的手,终于叹了口气,拉着他坐在楼梯间的台阶上,给他递了一杯热水,打开了话匣子。
“不是我们不愿意跟你说,是不敢说。”张阿姨的眼睛红了,声音带着哽咽,“我们没文化,找不到别的工作,在这里做保洁,一个月2800块钱,虽然不多,但是管吃住,已经很好了。要是因为说了什么,被开除了,我们连这点收入都没有了。”
她跟夏龙飞说,她每天早上六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一天要打扫三层楼的教室、走廊和卫生间,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晚上躺在床上,浑身都疼。可就算是这样的工作,她已经三个月没拿到工资了。
“我儿子在武汉读大学,下个月要交学费,四千多块钱,我现在一分钱都拿不出来。我女儿读高中,要交资料费,我都不敢接她的电话。”张阿姨抹着眼泪,手背上全是冻裂的口子,贴满了创可贴,“我们找了后勤部门好多次,他们就说让我们等,说外包公司没打钱,他们也没办法。我们找外包公司,公司就说学校没拨款,来回踢皮球,我们连老板的面都见不到。”
“我们也想去劳动局告他们,可是我们不懂法,也不知道该找谁,也怕告了之后,工作没了,钱也要不回来。我们这些没权没势的普通人,能怎么办呢?”
夏龙飞坐在旁边,手里的笔飞快地记录着,心里又酸又堵。他看着张阿姨满是裂口的手,看着她鬓角的白发,看着她眼里的无助和委屈,手里的笔,都微微发颤。
他终于明白,老师说的那句话:“新闻的本质,是人。你的笔,要写的不是事件,是事件里的人。”
除了张阿姨,他还采访了一食堂洗碗间的李阿姨,她每天要洗上千个碗碟,手常年泡在冷水里,长满了冻疮,一到冬天就溃烂流脓,却连一副橡胶手套都舍不得买;采访了维修部的李师傅,他在学校做了十几年的维修,寒暑假学生都放假了,他也要留在学校值班,学生一个电话,哪怕是凌晨两三点,也要立刻赶过去维修,却连基本的加班费都拿不到;采访了宿舍的宿管王阿姨,她每天要盯着监控,处理学生的各种琐事,学生生病了要送医院,学生吵架了要调解,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却还要被学生投诉,被领导批评。
半个月的时间,他采访了27位校园后勤工作人员,有保洁阿姨,有食堂师傅,有维修师傅,有宿管阿姨,有绿化工人。他的采访本,写得满满当当,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字;录音笔里存了近16个G的采访素材,每一段录音,都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有辛酸,有无奈,也有对生活的期待;相机里拍了上千张照片,有阿姨们冻裂的手,有师傅们沾满油污的工作服,有凌晨五点空荡荡的教学楼里,她们弯腰扫地的背影,有深夜的食堂后厨,她们弯腰洗碗的侧影。
可采访的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
有一次,他正在跟食堂的阿姨们聊天,后勤部门的管理人员突然过来了,当场就把阿姨们骂了一顿,说她们不好好干活,在这里闲聊,还对着夏龙飞厉声呵斥,让他立刻离开后厨,不然就叫保安,还要告到学院去,说他扰乱食堂正常运营。
还有一次,他去外包公司想采访负责人,却被保安拦在了门口,连大门都进不去,打电话给负责人,对方一听是学生记者,直接就挂了电话,再打就拉黑了。
最让他难受的,不是采访受阻,而是当他把熬了三个通宵写出来的8000字初稿,拿给专业课的李老师看的时候,李老师却跟他说:“这个稿子,不能发,也不能当作业交。”
夏龙飞愣住了,手里的稿子,瞬间变得无比沉重。他以为老师会肯定他的采访,肯定他的选题,肯定他为这些普通人发声的初心,可他没想到,等来的,是这样一句话。
“为什么?”他抬起头,看着老师,声音里带着不解和委屈,“老师,这篇稿子,我采访了大半个月,所有的内容都是真实的,所有的数据都是核实过的,我客观地记录了她们的工作和生活,记录了她们被拖欠工资的事实,为什么不能发?为什么不能当作业交?”
“我知道你写得很认真,也很有温度,作为你的专业课老师,我很欣慰,你懂了新闻的意义。”李老师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无奈,“但是这个稿子,涉及到学校的后勤管理问题,发出去,会严重影响学校的声誉。学校知道了,不仅会压下稿子,还会找你谈话,对你以后的发展不好。”
“我知道你想做有温度的新闻,想帮她们,但是你还是个学生,不要去碰这些敏感的东西,不要给自己惹麻烦。”李老师把稿子推回给他,“你把稿子改一改,删掉拖欠工资的内容,改成歌颂后勤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弘扬校园正能量,这样既能交作业,又不会出问题,还能在校报上刊发,对你评优评先也有好处。”
夏龙飞拿着稿子,走出了老师的办公室,脚步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他走在盛夏路上,秋风卷着落叶打在他的脸上,冰冷的雨水落在他的脖子里,他却一点都感觉不到冷。他看着手里厚厚的稿子,看着采访本上密密麻麻的字,看着那些阿姨们跟他说的话,一字一句,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
他想起了张阿姨跟他说的:“小伙子,我们跟你说这些,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头,就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憋在心里太难受了。”
他想起了李师傅跟他说的:“要是有人能看到我们的辛苦,能帮我们说句话,就好了。”
他想起了自己当初选新闻专业的时候,跟爸妈吵了一架,说自己想当记者,想为普通人发声,想做有温度、有力量的新闻。
可现在,他连自己的稿子,都保不住。连自己的老师,都不让他发这篇稿子。他连自己的专业课作业,都不能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
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理想和现实之间,隔着一条多么宽、多么深的鸿沟。
他想起了陆刚之前跟他说的:“等你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那点理想,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
原来他说的,都是真的。
那天下午,他没有回宿舍,一个人坐在盛夏路的梧桐树下,把稿子铺在膝盖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从下午坐到天黑,一句话都没说。
等他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宿舍里的灯还亮着,五个兄弟都在等他,桌子上摆着热好的饭菜,还有他爱喝的冰可乐。
看到他失魂落魄地走进来,脸色苍白,眼底布满了红血丝,兄弟们都没说话,只是默默给他拉开了椅子,把热好的饭菜推到他面前。
陆刚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手里攥得皱巴巴的稿子拿过来,又把他手里的烟抢过来,摁灭在烟灰缸里:“怎么?这点挫折,就把你打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