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22日,上午十点,北京。
中南海西侧的一间会议室里,烟雾繚绕。
长条会议桌前坐著七个人,都是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每人面前都放著一份文件——正是从广东加急送来的《关於设立特別出口加工区试点的实施方案(草案)》。
会议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
“荒唐!”一位头髮花白的老同志拍著桌子,“这简直就是资本主义的翻版!『两免三减半?那社会主义的税收原则还要不要了?”
他是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姓赵,以原则性强著称。
“老赵,你先別激动。”对面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平静地说,“这份草案我仔细看了,不是没有道理。现在外匯紧张,引进外资搞出口加工,確实是个路子。”
这位是外贸部的李副部长,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思想相对开放。
“什么路子?”赵副主任更激动了,“这是要把帝国主义引进来!同志们,別忘了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是靠外国人的施捨!”
“赵副主任,话不能这么说。”另一位参会者开口了,他是国家经委的孙司长,“草案里写得很清楚,加工区完全在我们控制之下。外资企业必须遵守我国法律,僱佣我国工人,原料进口和產品出口都经过海关监管。这怎么就是引进帝国主义了?”
“那『一站式服务中心呢?”赵副主任翻到草案的某一页,“『赋予必要的经济管理权限,这算什么?国中之国吗?”
会议室里又是一片爭论。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长者,他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著,偶尔在笔记本上记些什么。
等爭论声稍歇,他才缓缓开口:“同志们,先不要急著下结论。这份草案,我看了三遍。”
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分量。会议室立刻安静下来。
“第一遍,我和老赵的感觉差不多——太激进了,风险太大。”他慢慢地说,“第二遍,我仔细看了里面的数据和测算,发现起草人是下了功夫的。第三遍,我专门看了风险防控措施,三十七条,每条都很具体。”
他环视在座的人:“这说明什么?说明起草人不是头脑发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可是……”赵副主任还想说什么。
“老赵,你先听我说完。”长者摆摆手,“我们都知道现在国家的困难。外匯储备只有多少?不到两亿美元。全国有多少人待业?光是城市青年就有几百万。粮食虽然缓过来了,但工业品短缺的问题依然严重。”
他拿起草案:“这份草案,试图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市场,来解决我们的就业、外匯、技术。”
“但那是有代价的!”赵副主任说,“代价就是资本主义的侵蚀!”
“所以草案里写了十五条防范措施。”长者翻到相应章节,“政治教育要加强,党组织要建立,工会要健全……这些都不是空话,是有具体要求的。”
他顿了顿,看向外贸部的李副部长:“李部长,你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你说说,如果我们真搞这么个加工区,会有外资来吗?”
李副部长推了推眼镜:“会,而且不会少。香港现在的地价是我们的几十倍,人工也是我们的好几倍。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优惠政策,很多中小厂商会愿意过来。”
“都是些什么厂商?”
“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电子装配、纺织服装、塑料玩具这些。”李副部长说,“技术含量不高,但能解决就业,能赚外匯。”
“赚了外匯怎么用?”
“草案里写了,优先用於进口国內急需的技术和设备。”李副部长翻到相关条款,“这里还有具体比例:创匯的百分之三十可以自主用於进口生產资料。”
“这个比例不低啊。”有人插话。
“但值得。”长者说,“我们现在最缺的不是消费品,是生產资料。是工具机,是设备,是技术。如果真能用一些优惠政策换来这些,我觉得可以试试。”
“试试?”赵副主任站起来,“这种事怎么能试?一旦开了口子,收得住吗?今天搞出口加工区,明天是不是就要全面开放了?”
“所以草案强调是『试点。”长者平静地说,“规模控制在三百亩以內,投资不超过二百万。先在一个地方试,成功了再考虑扩大。失败了,就停下来。损失有限,但收穫可能很大。”
他合上草案:“同志们,我知道大家的顾虑。我也担心。但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难道就十全十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