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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命的数学（第4页）

赵卉紫一扬手就把他的耳机拔了，说：“谁做爸爸都比你负责任！金铃的数学不好，你就一点不急？”

金亦鸣很无奈地摊摊手：“我急呀！可我又不能替她去读书。”

“你不能花点时间辅导她吗？人家有的孩子，家教都请了好几个。”

金亦鸣说：“算了，反正金铃以后不会学理工科，数学实在不行的话只好放弃。”

赵卉紫哭笑不得：“你是真迂还是假迂？数学不好能考上好初中？考不上好初中能进重点高中？不进重点高中能考一流大学？一分之差，将来的命运就是南辕北辙了呢！”

金亦鸣举手投降：“行了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就牺牲自己来成全女儿吧。”

金亦鸣关掉录音机，起身走出书房。

金亦鸣在大学里授课是一把好手，可是辅导一个小学生做计算题，感觉就有些困难，像是一个做惯了脑外科手术的大夫突然间要面对婴儿湿疹的治疗，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下药。好在教授毕竟是教授，略一思考便有了主张：从检查金铃今天的作业着手。

金铃作业的错误很多，让爸爸一逮一个准。比如有这么一条：48×39又2324。金铃先把后面的带分数化成假分数，然后跟48相乘，因为数字大，一不留神就算错了。

金亦鸣说：“简便算法你没学过吗？这一道题目应该这么做。”

他随手写了个式子：48×（40-124）。然后他用48分别乘以括号内的两个数，很快得出数字：1918。

金铃莫名其妙地看着爸爸变戏法一样轻轻松松做出这道题，嘴里不住地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

金亦鸣说：“怎么不会这样呢？39又2324跟40相差多少？124对不对？那好，我先把39又2324变成40-124，这不就行了吗？”

金铃瞪着眼睛看着纸上的两个数字，还是糊里糊涂。

一旁观战的赵卉紫急了，用胳膊肘推开金亦鸣说：“你别把小学生当成大学生好不好？弄这么复杂，也太难为人了。你看我的。”

赵卉紫采取了做这道题的折中办法，把39又2324拆开成两个数：39和2324。结果式子就变成这样：48×39+48×2324。这样算起来还是要动笔做一个竖式，但是比金铃的死算要方便许多，重要的是金铃这回能理解了。

金亦鸣松了一口气，对赵卉紫抱拳作了个揖，嬉皮笑脸地说：“还是夫人有办法。这家教的任务，就请夫人代劳了。”话一说完，他赶快溜回书房。

赵卉紫恨得直咬牙，指着书房门对金铃说：“你看你爸爸，像不像个做爸爸的样？”

金铃讨好地看着妈妈，说：“不像。”

赵卉紫又说：“那妈妈呢？”

金铃说：“妈妈像。”

赵卉紫摸摸金铃的脸：“将来还不知道妈妈能不能享到你的福。”

金铃说：“会的，我会让妈妈过英国女王一样的生活。”

赵卉紫扑哧一笑，满肚子的气都消得干干净净。

【阅读点睛】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结构及形态的演变，儿童生活的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童年生活不再是一片“净土”，在快乐的表象下，儿童的成长也面临着多重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中期，阔别儿童文学文坛已久的黄蓓佳在重拾为儿童创作的笔之时，基于自身作为母亲的各种现实体验，凭借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的敏锐目光以及社会责任感，首先就将自己的创作指向了对当下童年生存状况的解读与思考。“我要做好孩子”，作家借作品传递了一个11岁儿童内心的呼喊，当中包含的那种天真与认真、执著与无奈，曾经震撼了多少读者的心灵——该作品紧紧围绕着小学六年级学生金铃在面对初中升学考试的一年中，为了做一个让家长、老师满意的“好孩子”，所做的种种“抗争”与努力来展开主要的情节线索，真实、准确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学习成绩中等而生性机敏、善良、正直的女孩在日常生活中的苦与乐。

对于这部作品的写作目的，作家自己曾说道：“我不想抨击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既然它存在着就有它的合理性。我也说不出什么样的孩子才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孩子，因为标准太多，太难概括。我只是很客观地写出当今孩子和家长以及老师的心态和生活以及他们那种两难的、又略带尴尬的存在状况。”二十多年前，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有感于西方发达的电视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对儿童精神世界的侵害，提出了“童年的消逝”这一命题。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借用它来形容中国当下的童年生态状况，只不过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当代中国儿童的生存空间造成挤压的，最主要的可能还不在于媒介文化，而是处于转型期的教育制度中所存在的那些不合理的成分。作品为我们提出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当下社会、学校、老师、家长衡量一个孩子好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分数能否反映一个孩子的全部？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解放儿童的自然天性与促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等观念的相互对抗与交汇中，对于这些问题，家长、老师们都感到了深深的困惑。小说里，面对金铃这个聪慧、善良而且内心丰富但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家长、老师们一次又一次发出了疑问：金铃究竟是不是个好孩子？这种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功利主义教育体制的一种尴尬处境。例如，对母亲赵卉紫这一形象的塑造就具有一种典型意义。知识分子出身的赵卉紫与一般的家长相比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对现实社会竞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有着一种清醒的认识和把握，也能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反思这种社会现象的不合理；但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个体的理性并不能纠正集体的无理性，因此最终也只能选择参与到这种非理性的竞争中去。这种矛盾化的心理在赵卉紫对女儿金铃的教育态度上就得到了一种充分的展现。从现实角度出发，为了让女儿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生存下去，赵卉紫积极地扮演了一个类似传统成人形象的严母角色。她积极地为女儿的学习创造各种良好的条件，女儿学习成绩的好坏紧紧牵动着她脆弱的神经。但赵卉紫与那些专制的成人形象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她所有的行动都出于对女儿的关爱，而且在教育问题上她多少还保留了一些理想主义——在面对女儿学习成绩的不理想与内心世界的丰富这一矛盾的时候，她有时也会舍弃对前者的努力来完成对后者的构建。赵卉紫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社会中一些家长的心态以及行为的一种集中反映，这也是该人物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的一个原因。

来自成人世界的这种困惑也给孩子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给他们的内心造成伤害。比如，作品中描写到金铃在遭受于胖儿的诬陷和邢老师的误解时，曾伤心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好学生，坏学生……自己在同学眼里是坏学生吗？好学生又有什么了不起？好学生做了错事就该缩起头，让坏学生背黑锅？好学生如果这么自私、怯懦，算什么好？100分再多，三好学生奖状再多，假的！人格上只有‘0’分！”

值得欣慰的是，在面对成长的多重困境的时候，儿童往往能表现出超出成人预想的从容、镇定与勇气。作品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小学六年级学生金铃紧张而紧迫的学习、生活状态，而且更细致地描述了这个孩子在面对压力时的反应。从一开始的消极顺应到奋起抗争再到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迎接挑战，金铃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成长，一方面来自家长、老师的爱的关怀，另一方面也是靠着自身的努力来达成。对于金铃来说，突破困境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心，她非常善于发现生活中那些细微而美好的事物的存在，比如春天发芽的小草、路边小店里的小猫……这些美好的体验带来的生活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学习、考试给她造成的压力，从而最终形成了一种健康而完善的人格，这种人格在对抗现实压力时就显示出了一种强大的力量。

当然，作家在关注与思索当下童年的生存境遇的时候，并未放弃对儿童心性进行深入地挖掘与表现。例如，作品开篇描写到的金铃在放学回家的途中一路闲逛的细节。有学者曾经把格林童话中小红帽“离开大路，到森林里去采花”这一行为看成是儿童成长形态的一个象征——“儿童不是匆匆走向成人目标的赶路者，他们在走向成长的路途上总是要慢腾腾地四处游玩、闲逛”。作品在描写金铃闲逛时表现出的那种平和、宽容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对童年自身存在价值的肯定；再比如，作品中附录的金铃描写春天的作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孩子那丰富而感性的内心世界，它向我们印证了“儿童时代是人的一生中最富于想象力、感受性的时代，儿童新鲜、柔软的心灵，到处是感知生活的触角”。正是这些细节描写的存在，使金铃这个儿童形象变得更加生动、活泼而具有感染力，同时也使作品的基调深刻但不深沉。

黄蓓佳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感受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快乐并忧伤，或者说，快乐并思想，这是我对自己写作儿童小说的要求。不有趣不行，仅仅有趣更不行，得让我的文字和人物在孩子心里留下来，很多年之后还能记住一部分，在他们回忆童年时，心里有一种温暖和感动。”可以说，《我要做好孩子》正是这种思想的一个最好的实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