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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第4页）

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顿教门，忽遇自性见世尊。

若欲修行觅作佛，不知何处拟求真。

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人痴人。

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

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

这一首偈语就是说，佛不在他方国土，就在自己的“心”中，所谓“即心即佛，见性成佛”。有一首诗偈说：“幸为福田衣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一个人如果能够认识自己的自性佛，自不必熙熙攘攘地心外求法，自能做一个“自在”的清闲人，正如白云一任清风飘送，到处随缘安住。

说到“见性”，二乘的声闻人见到自己的本性，如同晚上看月亮；如果是大乘的菩萨见到自己的本性，则如白天见太阳。有一首诗说：“方稽沩山水牯牛，吾人尽是一绳头。洛阳芳草春风岸，高卧和鸣得自由。”

如果你知道自己“自心是佛”、“自性是佛”，即使如沩山禅师发愿做一头“老牯牛”，那也是与佛无二；即使与树木花草为伍，那也是逍遥自在。所以，大地山河，只要你的心里能够“悟”，到处都是自己的世界。

六祖大师的“顿教”禅法，从这一首“自性真佛偈”可以看出，主要就是教我们不要忘失自己，教我们要自己肯定自己。谁是佛？原来不是别人，只要你能“直下承担”，我们自己就是佛！

九、禅者如何面对生死？

学佛的目的，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生死问题，所以净土宗主张念佛往生净土，就是要了脱生死；禅者的参禅以期明心见性，也是要了生脱死。

说到生死，在一般世人看来，生之可喜，死之可悲，但在悟道者的眼中，生固非可喜，死亦非可悲，生死是一体两面，生死循环，本是自然之理。如宗衍禅师说：“人之生灭，如水一滴，沤生沤灭，复归于水。”道楷禅师示寂时更说得好：“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

禅者生死，有先祭而灭，有坐立而亡，有入水唱歌而去，有上山掘地自埋。总之，生不贪求，死不畏惧，禅者视生死皆为解脱也。

后唐保福禅师将辞世时，向大众说：“我近来气力不继，想大概世缘时限已快到了。”

门徒弟子们听后，纷纷说道：“师父法体仍很健康”、“弟子们仍要师父指导”、“请师父常住世间为众生说法”……

其中有一位弟子问道：“时限若已到时，禅师是去好呢？还是留住好呢？”

保福禅师安详亲切地反问道：“你说是怎样才好呢？”

这个弟子毫不考虑地答道：“生也好，死也好，一切随缘任它去好了！”

禅师哈哈一笑道：“我心里要讲的话，不知什么时候都被你偷听去了！”言讫跏趺示寂。

生死由它、生死自如！禅师们说生就生，说死就死，所谓生死一如，即是超越生死，像普化禅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普化禅师在临济禅师座下，有一天，他在街上向人乞求法衣的布施，信者用上好的袈裟给他，但他又不接受信者供养的法衣。

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临济禅师，临济禅师就买了一口棺材送他，普化非常欢喜地说道：“我的衣服买回来了！”

普化禅师立刻扛起了棺材，跑到街上大声叫着：“临济为我做了一件法衣，我可以穿它走了，明天上午，我要死在东门。”

第二天，普化禅师准时扛着棺材到了东门，一看，人山人海，都想来看此一奇事，普化禅师对大家说：“今天看热闹的人太多，不好死，明天去南门死。”

如此经过三天之后，由南门而西门，由西门而北门，再也无人相信普化禅师的话，大家说：“我们都给普化骗了，一个好端端的人，哪有说死就死？明天再也不上他的当了！”

到了第四天，普化禅师扛了棺材至北门，一看，没有几个看热闹的人，非常欢喜地说道：“你们非常有耐心，东南西北，都不怕辛苦，我现在可以死给你们看了。”

说罢，普化禅师进入棺材，自己盖好，就无声息了。

禅者对于“生死”的看法，所谓“但识自心，见自本性”，禅者知道自己的“本心”、“本性”，是乃“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往无住”，因此无惧于“生死”，甚至视“生死”如“游戏”。所以，从禅师们看淡生死，不为生死挂碍，这就是解脱。禅者的肉身虽然死了，不过，他的法身慧命，他的真心自性，则永远留存宇宙之间，亘古常新。

十、六祖和《坛经》在中国的地位如何？

在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经中，若非佛陀亲口宣说，即为佛弟子、天人、仙人、化人等所说。唯一一部由中国僧人所讲，而能列入经典之流者，就是《六祖法宝坛经》。

《六祖法宝坛经》是惠能大师的开示录，由弟子法海等人辑录。内容叙说自性上的大道理，言简意丰，理明事备，具足诸佛菩萨法门，是六祖把佛法消化后从自性上流露出来者；他要人放下经书，倡导见性成佛。佛陀在灵山会上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的正法眼藏，惠能大师毫不犹豫地把这付担子承挑起来。由于惠能大师的化世，一花五叶的弘传，使佛法多彩多姿地在中国社会普遍流传而发扬光大起来。

因此，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禅门的特色要阅读《法宝坛经》。”由于《六祖法宝坛经》的启发，中国历史上增加了一千三百多位名人，从六祖大师以下，悟道者岂止千人以上；由于《六祖法宝坛经》的流传，中国哲学界因它而孕育了宋、元、明六百八十年的“新儒学”思想。可以说，禅宗自《法宝坛经》以后，便和现代人的生活，和“新儒学”融为一体，宋以后的孔、孟、老、庄各家学者，无不学禅、研禅。“禅解儒道”、“禅儒相融”的结果，佛教不但影响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也融和了中国文化，并且孕育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佛学精髓——禅学。

《六祖法宝坛经》，因流传年代久远，版本容有不一，文字或有出入，但这并不能否定《坛经》的价值，古代的学者柳宗元、王维、刘禹锡等人都推崇六祖，为撰碑记；近代的钱穆博士认为《坛经》是探索中国文化的必读典籍之一，说《坛经》是中国第一部白话作品。自唐以来，《六祖坛经》受人重视、受人推崇，可以说在中国思想上确有承先启后的力量。六祖大师其人其书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及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