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烬迟迟不肯灭透。铁灰色的壳儿底下,还护着一星半点的红,那是炉子最后一点活气。堂屋便在这将熄未熄的光里,半明半暗着。墙上的影子也懒懒的,拖得老长,又慢慢地缩回去,像是倦了,要睡了。桌上那盏油灯,早没了油,灯芯烧成一截焦黑的短棍,立在浅浅的油盏里,像个小小的墓碑。我便坐在这半明半暗里,守着那炉子。今冬的雪,来得格外地迟。前几日竟还响了几声闷雷,这在北地是稀罕事。老辈人说,冬打雷,遍地贼。也不知应不应。只是这冷,却是实打实的,从砖缝里,从门底下,一丝丝地,蛇一样地钻进来,缠住人的脚踝。往年这时候,炉火正旺,煤块添得勤,烧得屋子里暖烘烘的,窗户玻璃上全是哈气,拿手指划一道,便能看见院子里那棵老枣树光秃秃的枝桠。现在那玻璃上,却只有一层薄薄的霜花,精致是精致的,像绣上去的银线,可到底没有热乎气,看着反更觉出冷来。我父亲便是专管这炉火的。他那双手,粗得象老树皮,指节突着,可摆弄起煤铲子、火钩子来,却是灵巧。什么时候该添新煤,什么时候该通一通炉箅子,他心里有本账。冬天的早晨,我总在“呼哒呼哒”的风箱声里醒来。那声音沉稳、有力,一下,又一下,像是整个屋子的心跳。等我穿好衣裳跳下地,炉子已经红旺旺的了,上头坐着的铁壶正“滋滋”地响着白气。父亲就蹲在炉边,拿火钩子拨弄着,看我一眼,也不多话,只说:“灶上温着粥。”可如今,那心跳声,已经停了二十三天了。二十三天前,也是这样一个雪前的傍晚,天阴沉得厉害。父亲在院子里劈柴,我听见“咚”的一声钝响,跑出去看时,他已经歪在柴垛旁,手里的斧子也扔了,脸是青灰的。我扶他进屋,他摆摆手,只说乏,要歇歇。就在那张靠炉子最近的躺椅上,他躺了下去。炉火映着他的脸,明明灭灭的,他的眼睛半阖着,望着那跳动的火苗,望了很久。然后那眼睛里的光,就一点点地,像被风吹的烛火似的,缩小,摇曳,最后,倏地一下,灭了。炉火还在烧着,烧得那么旺,可他身上那点热气,却先被抽走了。我握着他的手,那粗砺的、曾握了一辈子煤铲子的手,正一分一分地变硬,变凉。窗外的老枣树上,最后一片叶子,正打着旋儿落下来。后来的事,便有些浑噩了。来人吊唁,吹鼓手在院子里吹得呜哩哇啦,母亲哭了几场,眼睛肿得像桃。我忙着应酬,忙着磕头,忙着操办那些繁冗的、不知所谓的礼节。等人都散了,院子里又空了,只剩下满地鞭炮的碎红纸屑,被风卷着,在墙根下打旋。我才发现,炉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灭了。屋子里冷得像冰窖。我试着去生,可那些乏煤,那些湿柴,怎么都点不着,只冒出一屋子呛人的烟。我这才明白,原来生火这件事,也是有诀窍的,这诀窍,只有父亲知道。后来母亲不知从哪翻出半筐子碎煤,和了些黄泥,团成一个个煤球,在院子里晾着。可谁去点呢?没人会点了。于是就这么冷着。白天还好,去邻居家坐坐,或是在院里走走,总有点活气。可一到夜里,这空旷的、冰冷的屋子,便像一个巨大的墓。我坐在父亲常坐的那张躺椅里,听着屋瓦被风刮得“呜呜”地响,听着那寂静,像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渗进来,淹到我的胸口,直要没过我的头顶。“噗”,是炉膛里一声极轻的响。那一点余烬,似乎又亮了一亮。我凑近些,看见那红的中心,有一点白亮,像将死之人的回光。它挣扎着,想烧起来,明灭了几次,终于还是暗下去了。那一点红,也收成了暗紫,最后,连紫也褪尽了,只剩下一片沉沉的、冰冷的死灰。它彻彻底底地闭上了眼。屋子里,便只有从窗纸破洞漏进来的、一片薄薄的雪光了。我起身,走到窗边,外面果真下雪了。大片大片的雪花,无声地落着,将院子里那棵老枣树的枝桠,一点点地染白。整个世界,都在这雪里,变得柔软,也变得安静了。我忽然想起父亲临走时的那个眼神。他望着炉火,就像那火里藏着他的一生。他一生没出过远门,最远也就去过三十里外的县城。他的世界,就是这间屋子,这个院子,这膛炉火。他把所有的热,都添进这火里了,暖了我们那么多年。现在,他累了。他把那点温暖,一点点地收回去了。我把手贴在冰凉的窗玻璃上,看着外面的雪。雪光映着我的脸,冷冷的。我想,明天,或许该去镇上,买一个新炉子。再买些好引火的刨花,还有干透的柴。我得自己学会生火了。雪还在下,一点声音也没有。那炉膛里的余烬,终于彻底地、安静地,冷透了。:()银河系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