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停的时候,父亲推开院门,蓑衣上还挂着水珠。他蹲在廊下,手指在泥地上划出一条竖线。“七尺,”他说,“立在这三寸见方的土里,每年不过长三寸,二十年才能成材。可若是成不了材呢?”我那年七岁,望着他沾满泥的手指,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母亲在灶间唤他吃饭,竹叶上的雨水滴进他颈后的衣领,他却一动不动。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砍掉了院里唯一一棵长了五年的毛竹,因为竹竿中间有一节弯了。那节弯竹被他劈成篾条,编了我家的饭罩。镇上的人都种竹。芒种前,家家户户挖坑,三尺深,一尺宽,坑底垫一层草木灰,放进去年选好的竹鞭。竹鞭上要有芽眼,眼要朝上,像朝天睁开的眼睛。覆土,踩实,浇水,然后便是等。等什么呢?等它长,等它按着既定的规律,从地下三尺之处,一寸一寸地顶破泥土,长成一根笔直的、有用的竹子。我家也种。父亲是镇上最好的篾匠,经他的手破开的篾条,宽窄如一,薄厚如一,剖出来的篾青像玉,篾黄像绸。他常说,竹子若是不直,便什么也做不得。弯曲的竹子只能当柴烧,或者像那棵,劈成篾条编些不值钱的家什。所以他每年都要挑选最直的竹鞭,埋进最规矩的坑里,浇最适量的水,然后日日去看,月月去量,确保每一棵新竹都沿着他划定的轨迹生长。若有一丝旁逸斜出,他便毫不留情地斫去。院墙边那排竹子,棵棵笔挺,风过时齐刷刷地弯腰,又一齐弹回来,像操练过的兵士。我十二岁那年的一个黄昏,父亲让我去竹林里挑一根竹子,做我自己的第一件竹器。我在林间走了许久,每一根都笔直,每一根都相似,它们像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连节疤的位置都几乎一致。我忽然觉得喘不过气,便蹲下来,拨开竹根处的枯叶。就在最靠里的角落,我发现了一棵细竹,只有拇指粗,歪歪扭扭地从石缝里挣出来,竹身拧着劲儿,像跳舞跳到一半忽然定住了。我不由得伸手摸了摸它,那触感与其他竹子都不同,温的,活的。那天晚上,我空着手回到院子里。父亲站在檐下,问我看中了哪一棵。我说没有。他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你挑不出来,是因为你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才会觉得什么都一样。”说罢,他转身回屋,背影被油灯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根被风吹弯的竹子。我们镇上的人是不离开的。男人们种竹、伐竹、破篾、编器,女人们晒篾、煮篾、染色、整边。日子是圆的,一圈一圈地转,和竹子的年轮一样,没有,也没有终点。偶尔有年轻人想出去,比如林婶家的阿勇,十八岁那年说要到省城去。林婶坐在门槛上哭了一夜,第二天他爹把院门锁了,阿勇在门后面蹲了三天,最后还是拿起篾刀,坐到竹堆中间去了。我十八岁那年的春天,竹子开花了。竹子开花是不祥的,意味着这片竹林走到了尽头。浅黄色的小花缀满竹梢,像撒了一层薄薄的雪。父亲站在竹林里,仰着头看那些花,一动不动的,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母亲喊他吃饭,他不应;天黑了,我举着灯去寻他,他还在那里,背影对着我,忽然抬手抹了一下脸。那一夜,我听见父母在隔壁小声说话。“竹子一开花,根就死了。”母亲的声音。“我知道。”父亲的声音。“二十年了,咱们这片竹林……”“我知道。”沉默了很久,父亲又说:“竹子活着,就是为了开花。开了花,结了籽,新的竹子才能长出来。这不就是它的命么。”母亲哭了,声音压在枕头里,闷闷的:“可这二十年,咱们伺候它们,浇水施肥,一棵一棵地扶正,一根一根地削直,到头来,它们还是要开花,还是要死。那这二十年,到底为了什么呢?”父亲没有回答。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盯着房梁上的竹节,忽然想起七岁那年他蹲在廊下划的那条线。七尺,每年三寸,二十年成材。可若是成不了材呢?可若是成了材,也要开花死去呢?那之后,父亲开始教我破篾。他坐在竹堆中间,篾刀在手里一转,一根青竹便从中间裂开,劈成两半,再劈成四瓣,八瓣,十六瓣。篾条从他指间抽出来,像流水,像时光,薄薄的,韧韧的,带着竹子最后的体温。我学了很久,手被篾条割了无数道口子。父亲说,不急,慢慢来,篾匠的手都是篾条磨出来的,磨到不流血了,就出师了。第二年春天,我去镇上邮局寄信。那是我写给省城一家竹器厂的信,问他们要不要学徒。信寄出去之后,我每天都要路过邮局看一眼。父亲不知道这件事,母亲也不知道。我只是想,竹子既然注定要开花,那为什么不试一试别处的泥土呢?信的回音来得比我想象的快。竹器厂说他们正缺人手,让我下个月就去。我攥着那封信,在竹林里走了很久。那些笔直的竹子已经开过了花,竹叶枯黄,竹竿上爬满了褐色的斑点。只有角落那棵歪竹子,竟没有开花。它还是那般拧着,从石缝里长出来,活得倔强而安静。,!傍晚,我把信递给父亲。他接过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又看了一遍,然后折好,还给我。“什么时候走?”他问。“下个月。”他点点头,转身去拿篾刀。我以为他要生气,要像阿勇他爹那样锁上院门。可他没有。他指着墙角那堆篾条说:“你走之前,把这堆篾破完。破了这么多年,总不能空着手出去。”那一个月,我没日没夜地破篾。院子里堆满了青色的篾条,阳光照在上面,像一地碎玉。父亲每天傍晚过来看一会儿,有时候指点几句,有时候什么也不说,只是蹲在旁边,看我手里的刀起刀落。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收拾行李,发现箱底压着一把篾刀。刀柄是竹根雕的,磨得油亮,刀身上刻着三个字:直则刚。我认得那是父亲的笔迹。我最终还是走了。坐上长途汽车的时候,我从车窗望出去,镇子被竹林围着,那些竹子枯的枯,黄的黄,零零落落地站在那里,像一排排鞠躬的人。车开了很远,我还能看见我家院墙边那排笔直的竹子,在风里齐刷刷地弯腰,又齐刷刷地弹起来。省城的竹器厂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他们不用手工破篾了,有机器,轰隆隆地响着,把竹子送进去,出来就是均匀的篾条。我站在机器前面,看着一根根竹子被吞进去,一根根篾条吐出来,忽然想起父亲的手,想起那些篾条从他指间流过的样子。厂里的老师傅姓陈,六十多岁,是镇上出来的人。他看见我带来的篾刀,翻来覆去看了很久,忽然说:“你是清溪镇的吧?”我点头。“这刀是你父亲打的?”我愣了一下,说:“是我父亲的。”陈师傅把刀还给我,叹了口气:“你父亲当年要是肯出来,就没我什么事了。他手艺比我好十倍。”他顿了顿,“不过也怪不得他。咱们镇上的人,总觉得竹子只有长直了才有用,人只有守在原地才安稳。”我在竹器厂待了三年。第三年春天,厂里接了一批订单,要做一种异形竹器,弯曲的,拧着劲儿的,像舞动的绸带。机器做不出来,只能手工。陈师傅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整日整夜地试,用火烤,用水泡,用重物压,却怎么都做不出图纸上的弧度。那天夜里,我独自留在车间,看着满地的废料,忽然想起老家角落那棵歪竹子。它从石缝里长出来,竹身拧着劲儿,像跳舞跳到一半忽然定住了。我从未见过那样的竹子,它没有按照父亲划的线生长,没有笔直,没有规矩,却活到了最后。我连夜赶回清溪镇。天刚亮的时候,我推开院门,父亲正蹲在廊下编竹器。他老了,头发白了大半,手却还是稳的。看见我,他没有起身,只是拍了拍身边的竹凳。“回来了?”“嗯。想跟您要一样东西。”“什么?”“那棵歪竹子的根。”父亲抬起头来,看着我,看了很久。朝阳从竹林那边升起来,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他没有问我要做什么,只是指了指墙角:“早就给你留着了。你走那年,我把它起了出来,晾干了,收在那里。想着你总有一天会用上。”我抱着那截竹根离开的时候,父亲站在院门口。我走了很远,回头看他,他还站在那里。院墙边的竹子早就枯死了,只有那棵歪竹子原来的位置,不知何时长出了一棵新竹,细细的,弯弯的,在风里轻轻摇着。回到厂里,我用那截竹根做成了第一批异形竹器。竹根的纹理是拧着的,顺着它的纹路走,不用火烤,不用水泡,自然就成了图纸上的弧度。陈师傅捧着那件竹器,左看右看,啧啧称奇:“这竹子,是怎么长成这样的?”我想了想,说:“它只是没按着线长。”那天晚上,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只写了一句话:“竹子可以弯,刀也可以。弯竹子磨出来的刀,照样能破直篾。”信寄出去之后,我每天都要去传达室看一眼。半个月后,父亲的回信来了,信封上是他的字,端端正正的,像院墙边那排竹子。我拆开,里面只有一张纸,纸上画了一根线,线的中间弯了一个弧度,弧度下面写着四个字:“此为新生。”我把那张纸贴在宿舍的墙上,每天看它一眼。后来搬了几次宿舍,那张纸一直跟着我,边角都卷了,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我始终没有丢掉。再后来,我带了一根新破的篾条回去。那篾条是从那棵新竹上破下来的,带着淡淡的青色,柔韧得很。我把它交给父亲,说:“您看看,这根篾,能编什么?”父亲接过去,在手里掂了掂,又对着光看了看,忽然笑了。那是我记忆里他第一次笑得那样舒展。“能编的东西多了,”他说,“能编一个盛得下所有弯路的筐,也能编一个装得下所有笔直的篓。”那天下午,我们父子俩坐在廊下,他破他的直篾,我编我的弯竹。雨又开始下了,细细密密的,落在竹叶上,沙沙地响。院子里那棵新竹在雨里摇着,弯弯的,自在的,像跳舞跳到一半,忽然决定继续跳下去。:()银河系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