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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基督运动（第2页）

他在不确定是否需要以及该如何处罚这些人时，曾写信给皇帝寻求进一步指示。该信件以及图拉真皇帝的回信都被保存了下来，极具历史价值，在此值得整段引用：

为所有此类案件制定一般性规则是不可能的。无须特地去寻找他们。倘若他们真的被带到你面前，且罪证确凿，就必须受到惩罚；但是，若被告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且通过援引我们的神明为证，就让他（虽然之前有嫌疑）在忏悔后得到宽恕。任何起诉都不接受匿名举报，否则将会开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且与我们的时代精神相悖。[361]

你只须想一想那些近代宗教排斥的例子就可以意识到，帝国的这种立场是相对“温和的”。皇帝虽然是国家宗教的总监督人，但似乎并没有从“神学的”方面反对人们成为基督徒。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以个体权威身份出现的、在公众场所“说教”[362]的人，无论他们宣扬的是宗教还是哲学观点，早年的皇帝们都会定期镇压。除了各类法师和其他神棍，异族神明的祭司及其追随者也会时不时成为罗马当局打压的目标。出于相似的原因，新兴的基督运动中的流浪传道者和聚集在他们身边的人们会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此外，由于帝国当局怀疑各类团体聚会具有潜在的颠覆性，更加剧了上述情况。宗教监督的群体性使得早期基督教团体始终缺乏安全感。根据普林尼的记录，在他统治的地方，即如今的土耳其西北部，私人团体被图拉真严令禁止，基督徒甚至不敢举行晨祷会。

另一个涉及政治因素的问题是，皈依基督教的人拒绝承认现有神明的神性。由于皇帝本人也是神，因此在罗马人看来，这种抗拒便带有政治色彩，似乎暗示着对罗马帝国的敌意。

此外，基督徒与他们所在的城市与乡村日渐疏离所带来的危险也不容小觑。人们通过参加宗教节庆等活动来确立对本地神明的认同，这是当时社会构成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因如此，早期的基督徒会在较大社会范围内不受欢迎。这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解释，为何人们把基督徒视作“他者”，且向当局检举。

在如今的里昂（Lyon），层层叠叠的道路与建筑环绕着古罗马殖民地卢格杜努姆（Lugdunum）的露天剧场遗址。公元4世纪初，首次为基督教徒作史的一名作者提到了公元177年发生在这里的事情，这则故事也是关于罗马高卢省基督教的最早记录。

记述说道，出于某些不明的原因，一个或多个暴徒袭击了当地一些被认作基督徒的人，把他们拖到首席地方官面前，后者则把他们关押起来等待罗马总督的到来。当这些人被带到总督的特别法庭上时，总督使用普林尼的方法对被告进行测试。把那些不肯放弃信仰的人送去竞技场喂野兽，这是罗马人通常用来惩罚低等种族的方式。这位名叫优西比乌（Eusebius）的作者还描述了令人发指的死亡细节。

这些事件发生之前10年左右，另一名希腊作家——一个非基督徒——曾嘲笑基督教对永生的信仰，“他们因此蔑视死亡”[363]。作为基督徒，优西比乌细致描述了竞技场上的痛苦，因为这证明了受难者作为基督徒的意义——他们宁愿为信仰而死，恰恰可以说明基督徒是怎样的人。

他也笃信，这些英勇的“殉道者”[364]将在往生得到奖赏。因此，基督教传统有理由展示这些迫害。但这种宣传需要并不意味着该故事或其他类似的故事乃是杜撰出来的。直到今天，宗教迫害仍未绝迹，殉道者也依旧相信天国的报偿。

公元249年，新皇帝德基乌斯（Decius）颁布敕令，要求帝国所有居民向神明献祭。接下去发生的事情，我们从埃及尼罗河谷的一处考古现场可以找到一些证据。1904-1906年，挖掘人员在那里发现了大量被当作垃圾丢弃的古代莎草纸。

阿莫尼乌斯（Ammonius）和提乌斯（Taeus）之子奥勒留·盖昂（AureliusGaion）致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的祭祀长官。我一直都遵照神圣的（即帝国的）法令进行献祭、奉酒、礼敬诸神，现在，我与妻子和儿女们一起，在您面前献祭、奉酒、品尝供奉，由此，请您证明我的陈述。[365]

这份用希腊文书写的证明显示，皇帝的命令要求民众——似乎不仅仅是埃及，而是整个帝国境内的人们——当着地方官的面进行献祭和品尝祭品，并得到相应的官方文件，以证明他们始终用该方式崇拜神明。

除了这份来自古奥克西林库斯的证明以外，还有一些证书来自埃及，这表明整个帝国官僚机构立即执行了皇帝的命令。德基乌斯的敕令是古代国家政权在宗教领域的不寻常的延伸。罗马当局过去通常采取的随和姿态意味着，有组织的宗教基本上属于地方性事务，由城市和乡村里的祭司与女祭司负责。以前从未有哪个皇帝下令在全帝国范围内进行宗教监督，且要求所有人都获得官方的证明文件。

很多基督徒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吃了苦头。一名叫奥利金（en）的基督教智者当时侥幸死里逃生，后来的历史学家提到“他为了基督这个词吃了多少苦，被关在地牢里，套着铁圈，受尽折磨”[366]。就此而言，皇帝的命令给忠诚的基督徒带来的恐惧无可否认。尽管如此，上文奥勒留·盖昂的证明文件中没有任何地方能表明，他和他的家庭乃是因被怀疑为基督徒而特别要求提供宗教证据。因此，学者们不再认为德基乌斯的所作所为仅仅是针对基督教，尽管他当时一定意识到、且不赞成这个人数众多的教派的“非主流思想”。

通过要求帝国的所有居民遵守罗马传统宗教的核心风俗，德基乌斯为彼时新出现的“普遍的”罗马人身份提供了一个宗教维度。回想公元212年，彼时的皇帝将罗马公民身份赐予了几乎所有的帝国居民，无论他们的种族和母语为何。而现在，德基乌斯提出，作为一名罗马人，还要履行向神明供奉动物祭品的仪式。

上一章我们提到了另一名行伍出身的强硬派皇帝戴克里先。作为御敌策略的一部分，这名思想保守的统治者像前任德基乌斯一样，试图通过消除宗教“偏差”来重建罗马人与其神明间的传统纽带。想必，在皇帝看来，基督徒的数量之多已足以构成威胁，于是他在公元303年发动了全面攻击：

戴克里先统治的第19个年头……皇帝手谕传至各地，下令将教堂夷为平地，焚烧神圣经典，并宣布，剥夺所有在教内担任高级职务者的公民权，其家人若不放弃基督信仰，则剥夺自由。[367]

这次以一举扫除基督教派为目的的所谓大迫害（GreatPerse），很自然地为早期基督徒中流传的大量殉道故事添加了新内容。被当作垃圾的罗马埃及古莎草纸再一次揭示了埃及普通基督徒——他们是当代处于困境中的哥普特人（Copts）在宗教上的先祖——为逃避敕令惩罚的迂回躲闪。

有一份莎草纸文稿是一名埃及乡村教堂朗读者的宣誓证词。对于大多不识字的教徒而言，这个为他们朗读《圣经》的阿谟尼乌斯（Ammonius）非常重要。他在一份官方誓词中证实，他所在的已被当局拆毁的教堂“既没有金银、钱币、衣物、牲畜、奴隶，也没有房屋和地产，没有礼物也没有馈赠”[368]。

他列举出的这一串内容点明了当时官方本指望在教堂里找到的东西——哪怕只是个小小的埃及乡村教堂。然而，他们一无所获。这可能意味着该教堂比较穷；同时也说明，阿谟尼乌斯至少隐藏了一些更有价值的动产，比如教堂用的器皿；更有甚者，可能有同谋官员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尽管身为教堂朗读者，阿谟尼乌斯却声称自己“不识字”，让别人替他在誓词上签名。朗读者自己是个文盲，这倒也不是不可能——阿谟尼乌斯或许是靠记忆背诵。

不过，或许自称文盲只是他耍的花招，好让自己不必按照要求对皇帝起誓。倘若如此，则这份文件的字里行间就暗藏着对全能的罗马皇帝的小小反抗。此类事件有多普遍，取决于当时基督徒的数量，具体情况无从知晓。

正如我们所见，戴克里先建立了四帝共治的体系，由两名高级统治者（奥古斯都）和两名次级统治者（恺撒）共同承担治理罗马帝国的重任。公元305年，已60岁出头的戴克里先做了一件帝国统治史上没有先例的事情：退位。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隐退到为自己准备的位于如今克罗地亚斯普利特（Split）——现在的新城就坐落在老城废墟之上——的深宫里，并于七年之后死在了床榻上。

缺少了他的主导，权力共享的新体制滑向了内战。战争由公元306年的一名奥古斯都之死引发。他麾下的军队立即宣布由该皇帝的儿子、一名30多岁的军官担任继承人。六年之后，也就是公元312年，这名如今赫赫有名的君士坦丁（e）在率军出征时经历了一次超自然事件。

他眼前的天空中呈现出异象，如果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一定令人难以置信。但既然这是由获胜的皇帝本人在很久之后、已然获得朋友和社会的尊崇之时亲口对史家所说，且发了誓，又有谁能怀疑呢？更何况，后来的证词已经确认了此事的真实性。他说，那个中午，天色开始变暗，他亲眼看见天空中出现一个明亮的十字，就在太阳上方，上面还有“征服”的字样。他和随他出征的整个军队都目睹了这个奇迹，惊诧不已。[369]

这个传说中的景象抛给历史学家的问题与其他所有关于奇迹的断言如出一辙。不久前，我参观了位于现代叙拉古的圣母之泪教堂。这座绚丽的石头和大理石建筑乃是为一尊廉价的圣母马利亚（Madonna）石膏像而建，此像就封存在主祭坛上方。

据说，1953年的时候，那尊像原本挂在一对年轻的叙拉古夫妇家的卧室里。妻子的眼睛部分失明。某天早上，她醒来，发现自己痊愈了，看见的第一件东西就是马利亚的像在哭泣。据目击证人证实，石膏像继续哭了一会儿。专家们对眼泪样本进行了分析，称其成分与人类分泌物一致。次年，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Ⅻ）公开承认该事件的真实性。

1995年，一名意大利化学家自己制作了一个类似的石膏像，试图揭穿叙拉古流泪的马利亚的真相。他指出，如果在石膏像眼睛周围不透水的釉彩上弄出划痕，被石膏吸收的水分就会像水滴一样凝结在那里。此前两年，也就是1993年，一名德高望重的德国学者指出，君士坦丁看到的景象乃是自然现象，是一种日晕，尽管这并不能解释天上出现的文字。

上面那段皇帝见闻的作者是我们上文提到过的优西比乌教士。彼时，君士坦丁已开始招募基督徒为自己出谋划策，而此人就是君士坦丁的随从之一。为了强调记录的真实性，优西比乌开篇以退为进，先承认此事难以置信。接着，他将皇帝本人作为不容置疑的消息源，更何况，皇帝还对自己的回忆发了誓。君士坦丁的幕僚显然意识到让罗马人相信这个奇迹有多么重要，因为它表明，他的崛起乃是上帝之力。

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优西比乌之前，另一名基督教作家已经提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根据他的记述，君士坦丁侵入意大利，向对手发动战争。他沿着罗马的主干道从北向南进军，打算在古城新近重建的城墙之外交战，距那里不远便是跨越台伯河的老桥米尔维亚大桥（MilvianBridge）。他在睡梦中被告知，要让士兵们在盾牌上刻上“上帝的神圣标志”[370]。他照做了，继而克服了种种不利条件，大获全胜。

君士坦丁显然开始相信，自己的胜利当归功于基督教的上帝。就某种意义而言，他本人也成了基督徒。此举带来了历史性的影响。他首次向基督徒提供官方支持，取消先前的迫害。公元324年第二次击败对手之后，他成了帝国唯一的皇帝，并开始动用国家资金修建教堂。

有一本作于公元6世纪早期、题为《宗座之书》（BookofthePontiffs）的作品称，正是君士坦丁下令建造了罗马城的第一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Saier）[371]。教堂选址在城墙外的某处，当时的基督徒相信，这里就是埋葬使徒彼得的地方。

建筑师们采用了一种久经考验的、被称为巴西利卡的罗马公共建筑形式。巨大的矩形大厅由内部的立柱支撑，适合大型聚会，能满足基督教徒的集会需要。那本作品里还记载，君士坦丁和他同样信奉基督教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向教堂捐赠了刻有他们名字的金十字架。

海伦娜的名字在历史上鲜为人知。作家伊夫林·沃夫（EvelynWaugh）以她的名字创作了一部同名历史小说。他在书中赋予了她布立吞人的身份，并依照自己的朋友、诗人约翰·贝杰曼（Johjeman）之妻佩内洛普（Penelope）的性格将她描绘成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小说里，年迈的太后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梦中得知了圣十字（TrueCross）的埋藏地点。她派人举着火把挖掘，终于让十字架重见天日，还“带着一截木梁”[372]。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海伦娜发现圣十字的传说源于公元4世纪后期。真相是，她在公元327年前后访问了当时仍称为埃利亚卡庇托利纳的基督教遗址。那是哈德良皇帝在安置了军团老兵后给耶路撒冷起的名字。海伦娜听说自己途经圣地，便告知儿子，后者下令在那里建造另一座巴西利卡风格的教堂，即虽经改造但至今犹存的圣墓大教堂（HolySepulchre）。

至此，罗马帝国的宗教轨迹已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期的改革则为帝国统治带来了全新的氛围。我们将在下一章就此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