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京第三天,林清芜和阿禾到了第一个试点县,青禾县。
青禾县名字好听,可县城比上次那个试点县还破。街上的铺面关了大半,卖粮的粮行门口,排着长队,队尾拖出去老远。
阿禾探头看了看,嘀咕:“公子,这队排得,跟等着舍粥似的。”
林清芜没有接话,让车夫把骡车停在城门口,自己带着阿禾,绕开县衙,直接往乡里走。
她这回是奉差事来的,本该先去县衙亮公文、见知县。可她更想先看看,官道之外的青禾县,到底是什么样子。
出了城,官道两边是大片的田地。
时值初夏,麦子正抽穗,一片青绿,看着喜人。可走了一阵,林清芜就觉出不对——路边的地,一畦一畦,整整齐齐,地头都立着同一块界碑,写着同一个姓氏:黄。
走了小半个时辰,界碑上的姓,没换过。
“公子,这地……”阿禾也看出不对了,“都是黄家的?”
“怕是了。”林清芜说。
她放慢脚步,拐进田埂,见一个老农正蹲在渠边洗脚,便蹲下去,随手掐了根草茎,搭话:“老伯,这麦子长得不错啊。”
老农抬头看了她一眼,见是个穿布衣的年轻后生,松了口气:“还行,今年雨水匀。”
“这么好的地,都是您家的?”林清芜问。
老农的脸一下子垮下来,摆摆手:“哪是我家的,都是镇上黄老爷的。我是佃户,租他的地种,一年到头,交完租子,剩不下多少。”
“佃租多少?”
“四六。”老农说,“东家六,我四。种子、农具,都是我自己置办。遇上灾年,收不上来,租子一文不能少,先紧着东家,剩下才是我的。”
林清芜心里算了算,又问:“县里不是清减了脚钱吗?听说少收一道税,日子该好过些。”
老农一听这话,先是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道:“后生,你是外来的吧?那脚钱是减了,可跟我们佃户有啥关系?脚钱是官府向田主收的,田主交得少了,也没见给我们减租。反倒今年开春,黄老爷说朝廷减了他的税,他也得‘长进长进’,把租子从四六改成了三七。”
“三七?”林清芜眉头一皱,“减了税,反倒加租?”
“可不是。”老农苦笑道,“朝廷减一道,黄老爷加一道,减来减去,落到我们佃户头上,一分没少,还多了。”
阿禾在旁边听得攥紧了拳头,又不敢乱插嘴。
林清芜沉默了一会儿,又问:“这黄老爷,地多不多?”
“多。”老农指了指远处,“青禾县十成的田,黄家占了六成。剩下的四成里,一半是黄家的亲戚乡绅的,真正落在咱们小门小户手里的,没几亩。”
“那县里收税,是怎么收的?”林清芜问,“按黄家的地收,还是按全县的田收?”
老农摇摇头,叹气道:“这我就说不清了。我就知道,每年秋收,县里的书吏带着册子下来,对着黄家的账房,怎么算的,只有他们清楚。咱们佃户,连册子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林清芜心里有数了,谢过老农,起身继续走。
阿禾跟在后头,压低声音问:“公子,这黄老爷,比那县太爷还厉害?”
“他们是一伙的。”林清芜说,“县太爷收税,要靠黄家这样的乡绅帮他收,黄家的地多,县里的赋税就指着他们。县太爷减了脚钱,黄家面上吃了亏,转头就从佃户身上补回来。这钱,从头到尾,就没到过百姓手里。”
“那……那咱不是白减了?”
“没白减。”林清芜说,“至少看清了,光减一道税,没用。税减到田主头上,田主转头加租;真正种地的,一分便宜没占着。”
她又走了几里地,在村口一间茶棚坐下,要了两碗粗茶。
茶棚是村头一个寡妇开的,灶上支着口大锅,卖些粗茶、饼子。林清芜一边喝,一边跟老板娘闲聊。
“嫂子,村里日子过得怎么样?”林清芜问。
“还能怎么样,苦呗。”老板娘擦着碗,嘴不停,“我男人前年没了,地让黄家收走了,我就靠着这茶棚,卖几个饼子,糊口。”
“黄家收地?”
“可不是。”老板娘说,“我那口子欠了黄家几石租子,还不上,黄家就把地抵了去。这种事,村里年年都有。地是越种越少,人是越走越多,年轻力壮的,都去外面扛活了。”
林清芜端着茶碗,半天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