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三月初八,惊蛰过后第三天。
长白山的雪还没化净,向阳坡上已经露出了黑油油的地皮。榛子林的枝头鼓起密密麻麻的苞芽,像无数颗绿豆粒儿趴在那儿晒太阳。荒山沟的沙棘枝条泛出青黄色,底下的雪窝子里拱出几簇嫩绿的草芽,细伶伶的,风一过就颤。
刘三柱蹲在沟东头,把那棵山丁子苗又看了一遍。
苗子蹿高了一拃,枝干粗了一圈,去年剪掉叶子的地方冒出五六颗新芽,绿得发亮。他用手指头轻轻碰了碰其中一颗,芽苞硬硬的,里头憋着劲儿。
“三柱舅!”李大丫蹲在他旁边,把麻花辫甩到背后,“你瞅啥呢?”
刘三柱没回头。
“瞅苗子。”
“这苗子有啥好瞅的?”
刘三柱没答。
他把那棵山丁子苗底下的一片枯叶摘掉,搁进筐里。
“它今年该挂果了。”
李大丫眨巴着眼睛。
“那俺能吃上山丁子不?”
“能。”
李大丫咧嘴笑了。
她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蹬蹬蹬跑回翠花坊车间。
刘三柱还蹲在沟边。
他把那棵苗子又看了一遍。
苗子是他去年五月十七从县苗圃扛回来的。那天下着雨,他把苗子绑在后座上,自己走了十八里路,鞋底磨破了,肩膀勒出血印子。
他姐说,这苗子供山神爷了。
他姐说,这苗子往后是野狼沟的苗子。
他没吭声。
他把苗子供在山神庙龛子边,在雪地里蹲了一下午。
苗子活了。
他把掌心贴在苗子根边的土上。
土还湿着。
“……争气。”
三月初十,翠花坊车间来了一位稀客。
刘三柱正站在炒锅前看温度计,门帘子一挑,进来个六十来岁的老头。老头穿一身灰布棉袄,袖口磨得锃亮,头上扣着顶狗皮帽子,帽耳朵支棱着,左边那扇比右边低半寸。
老头站在门口,四下撒目了一圈,目光落在刘三柱身上。
“三柱?”
刘三柱手里的铁筛顿了一下。
他转过身。
老头摘下帽子,露出花白的头发和一张皱巴巴的脸。
“三柱,”老头开口,嗓音沙哑得像破风箱,“还认得舅不?”
刘三柱张了张嘴。